還不知道：清代官員每年在交通的花費有多少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清代官僚羣體中，最窮的應該是京城中那些中下級的官員，別看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換來了一個頂戴，其實大部分京官的日子並不好過。我們知道，京官俸祿不高，也沒有養廉銀，更無外官們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因此生活大多比較拮据。
京官的開支主要有三個方面，即住房、應酬和交通。前面兩個可以理解，爲了維持官員的體面，不得不到處借錢。可不能忽視的是，交通費用仍然是京官們的一大負擔。清代時，京城的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別是下雨天和颳風天，常難以行走。加上衙門離住處又有一段距離，所以官員們都選擇乘轎、騎馬或者坐車出行。
清代爲保持滿人尚武的傳統，規定滿族官員上朝、出行需騎馬，王公、貝勒、貝子和六十歲以上的官員方可坐轎，而漢人官員不論年紀品級皆可乘轎。當然，官轎也是要根據職位高低有明確的區分的，如尚書、侍郎、督撫一類三品以上官員，可以乘坐綠呢大轎，以下乘坐藍呢大轎。
不過，據學者的考證，京城的綠呢藍呢，其實要求並不那麼嚴格：“王公大臣許坐四人肩輿，或藍呢，或綠呢，無甚區別，非如外官，必三品坐綠呢轎也。”
比較而言，做轎顯然是比坐車或騎馬要氣派和舒服。但是大部分京官還是選擇坐車，這倒不是說他們不喜歡排場，而是開銷太大，不是家庭經濟條件好的，一般都負擔不起。買轎子和僱轎伕可不是普通官員所能承受的，如一個高級官員一年坐轎，就要花費銀八百兩，因爲必須僱有兩班轎伕，還需要引馬，後有車輛。以此算，一個普通官員十餘年的年俸纔夠乘轎一年的費用。
《春明夢錄》對此也有記載：“緣坐轎，則轎伕四個人必備兩班三班替換，尚有大板車跟隨於後，且前有引車，後有跟騾，計一年所費，至省非八百金不辦”。
曾寶慈的記述則更直觀。他說曾廣漢作戶部侍郎時，“均須值日，至頤和園路程很遠，騾車蹕路上走顛簸，時間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轎，大學士則乘八人大轎，即綠呢轎，下有紅拖泥。轎伕都是久經訓練的壯丁，上身不動，兩腿迅速而步子極小，既快又穩。每轎兩班，四人一班，每個人的工資月銀一兩，轎伕約走百公尺即換班，行走如飛。換下來的轎伕叫跳上二套車休息”。如此算來，轎伕八人，每人每月一兩，則全年的開銷便是九十六兩。
因此，京中那些高級大臣也有許多是選擇坐車的。雍、乾以後，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至同治時期，在京三品以下無乘轎者，光緒、宣統時期，貴人皆乘車馬。
從經濟角度出發，坐車比做轎的成本最少要降低一半：“若坐車，則一車之外，前一馬，後或三馬足矣，計一年所費，至奢不過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爲出，不能不斤斤計較也。”當然，也有強撐體面的官員，才花錢去轎行僱轎伕來臨時擡轎。
坐車也分兩種情況，有僱車與自備車之分。大部分中下級京官連車都買不起，只能是經常僱車。曾在京任職的何剛德說：“餘初到京，皆僱車而坐。數年後，始以二十四金買一騾，僱一僕月需六金。後因公事較忙，添買一跟騾，月亦只費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漢員中，已算特色。蓋當日京官之儉，實由於俸給之薄也。”最窮困的京官是極少僱車的，而是選擇步行，因此不要以爲當了官就威風了，其中還是有很多人連交通費都應付不了的。
再來說一說曾國藩的情況。如果瞭解曾國藩的大抵都知道他家的經濟情況還算可以，至少是富農、小地主這個檔次。可他在京爲官期間，日子過得也是緊巴。置辦轎子是不現實的，買車也不允許，他也只能是隔三差五僱車，就這，也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
曾國藩升爲翰林院侍講後，開始自養馬車，他在家信中說：“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也就是說，曾國藩每年需花費在交通上的費用，至少是一百兩銀子。而對於那些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京官來說，步行上班也就不足爲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