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時期，朝廷爲垮臺的元祐黨人立了一塊“恥辱柱”，將三百零九名佞臣的名字名列其上。據悉，“元祐黨人碑”總共被刻了無數塊，大宋轄區內的各大州縣均能看到這塊碑的影子：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
這塊石碑將元祐、元符間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爲奸黨，姓名刻石頒佈天下。現存碑刻爲南宋慶元四年樑律據家藏舊本重刻。碑距地丈餘，額有蔡京手書“元祐黨籍”四字，久經風雨侵蝕文字已模糊不清，另一塊在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真仙岩，宋嘉定四年沈暐重刻。
說起來，元祐黨人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了，總之，這輩子算是玩兒完了。或許，徽宗覺得這樣還不解氣，還規定：所有元祐黨人的後代不得參與科考，也禁止朝中大員與罪臣的子孫有任何瓜葛。爲這些罪臣“開碑立傳”時，大部分元祐黨人都已駕鶴西去了，僥倖被判得比較輕的，也都遭到羈押或流放。朝廷顯然沒打算放過這羣人，在全國各地爲元祐黨人立碑就是爲了將他們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按理說，在朝廷的鐵血打壓之下，與元祐黨有牽連的人應該永無翻身之日纔對，誰知，沒過多久京城裏的元祐黨人碑竟被人砸了個稀巴爛。這還得了?萬歲爺下旨立的石碑，誰敢砸?此舉無疑是扇了徽宗一個大大的耳光。讓徽宗最無法釋懷的是，偏偏砸碑的不是人，而是天上掉下來的流星。從史料中我們能看到，崇寧五年一月，天降流星，剛巧砸在了常朝殿門口的石碑上，將石碑砸了個稀巴爛。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過了一段時間徽宗還沒有作出指示，就有人主動出資出力，將石碑重整翻修，而出錢修石碑的正是元祐黨人的後裔。這就讓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按理說，被朝廷扣上“元祐黨人”的帽子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元祐黨人的後代巴不得早日“摘帽”恢復前途，怎會故意將髒水潑到自己身上呢?說來也怪，在翻修石碑時，還有人悄悄給工匠塞錢，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現在這座石碑上。
這些賄賂工匠的，並不是元祐黨人的後代，與這樁黨案八竿子打不着，他們何必要惹得一身腥呢?
其實，這幫人的心態不難猜透，他們的思路和現在的“網紅”沒什麼區別，其目的無外乎是“蹭熱度”。在北宋文學圈裏混的，誰都想跟大文豪沾點兒關係。所以，就有人自掏腰包，將自己的名字刻在“元祐黨人”碑上，好向世人炫耀：“我和司馬光、蘇軾兄弟、黃庭堅等大佬是‘圈內人’。”也難怪，如果單純地將這些黨人的名字列出來，不明覺歷者，恐怕會以爲這一票人組建了北宋“超一線天團”呢!
放到現在來看，元祐黨人碑上的名字幾乎涵蓋了整個北宋文學圈的尖端力量。
那麼，這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爲何會被宋徽宗當成是罪人呢?
這還得追溯到元祐年間司馬光變法一事。這樁歷史我們比較熟悉了，當時司馬光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陣滔天巨浪，叱吒風雲。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宋徽宗坐上龍椅，天下又是另一番顏色，早年風光無兩的元祐黨人如今成了過街老鼠——至少，在皇帝那兒看他們已是不受待見的了。在封建年代，可以說，皇帝讓誰家垮臺誰家就得垮臺，一時之間，元祐黨人不再是風光無限的代名詞。宋徽宗不但要將他們打倒，還要讓他們成爲過街老鼠。在蔡京等人的努力下，元祐黨人一朝失勢，成了人人談之色變的罪人。
這裏，我們再說回石碑被流星砸毀，這件事自然弄得滿城風雨，宋徽宗爲什麼沒第一時間修碑呢?其實，宋徽宗心裏還是有數的，刻在石碑上的，絕大多數都是能臣，其中，還不乏直言敢諫的大忠臣，自己給他們“開碑立傳”的做法沒準已招致天譴，這才引來流星砸毀石碑。宋徽宗犯了嘀咕，連忙找來文武百官進行協商。沒過多久，全國各地的石碑便紛紛被官方拆毀。
有趣的是，在全國的石碑都被拆毀後，元祐黨人的子孫後代卻以此爲榮。所以，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雖然北宋時期的黨爭鬧得腥風血雨，但是，老百姓心中還是有一杆公平秤的。即便元祐黨人一再遭到打壓，但在老百姓的擁護下，他們終究得以流芳百世，成爲後世敬仰的楷模。就連朝廷爲潑髒水給他們樹立的“恥辱柱”，到後來也能成爲史上佳話。
古人對“身後名”頗爲看重，縱覽歷史，像王莽、秦檜之流，生前雖能做到位極人臣的高度上，但他們早已與人民脫節，到最後還不是被後人踩在腳下，唾罵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