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是個羣星匯粹的年代。對此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得益於北宋太祖趙匡胤提倡的“重文輕武”國策，我國北宋王朝在文化方面可謂十分繁盛。良好的文化環境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而要提到當時“文豪”級別的大人物，許多人都會想到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歐陽修、《資治通鑑》的編纂者司馬光、以《臨川先生文集》傳世的王安石，以及有“全才式的藝術巨匠”之稱的蘇軾。
上面提到的這四位大文豪曾經先後活躍在北宋的文壇，並且個個都堪稱是領軍級別的人物。巧合的是，這四位傑出人物還基本活躍於同一個時代，這就不免讓人產生好奇——常言道“文人相輕”，那麼這四位當時的文壇巨匠曾經進行過怎樣的往來，有着什麼樣的關係呢?
按照年齡排序，四人當中年紀最長的是生於景德四年(1007)的歐陽修，其次是天禧三年(1019)出生的司馬光。司馬光降生兩年後的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而後直到景祐三年(1037)，四人中最小的蘇軾才終於姍姍來遲。
儘管歐陽修與司馬光是最年長的兩位，但從史料記載來看，他們二人直到治平四年(1067)，也就是前者花甲之年時纔有了初次交集。這一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而擔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則向新皇帝表示司馬光其人“德性淳正，學術通明”，應當予以重用。於是，很快司馬光便被任命爲翰林學士，不久後又升爲了御史中丞。
歐陽修與王安石的初次相見是在嘉祐元年(1056)，不過，此前他便多次舉薦過這位思想獨到、銳意進取的後輩。要說到他們兩人的交往，就不得不提及歐陽修的弟子曾鞏。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來到京城，並很快與年紀相仿，且同樣文采出衆的曾鞏結爲好友。很快，曾鞏便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而後者在看過王安石的文章後也“爲之延譽”，認爲其才華確實非凡。
後來，歐陽修先是舉薦王安石爲諫官，又考慮到他需要俸祿養家餬口而將其封爲了羣牧判官，頗有提攜之恩。可惜的是，王安石主張進行較爲激進的變法，這和歐陽修的觀點背道而馳，即使如此，此後二人的關係仍然比較友善，王安石也始終保持着對前輩的感激和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受過歐陽修提拔的司馬光對王安石的主張全盤反對，以至於三次寫信給他列舉新法的弊端。不過，對此王安石也用書信的方式進行了反駁，甚至還對司馬光代表的守舊派加以批判。另外，蘇軾也並不完全認同王安石的變法，還因此遭到貶謫。可見，如果說王安石和其他三人的關係不太好，那恐怕就只是因爲政見這一個因素。
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擔任禮部貢舉主考官，並錄取了當時初到京城的蘇軾。在這裏還有一個廣爲人知的故事，那便是歐陽修誤以爲蘇軾的答卷是上文提到的曾鞏所作，於是爲了避嫌故意只給了第二名。總之，司馬光、王安石、蘇軾三人都曾經蒙受歐陽修的提攜，可見四人中最年長的歐陽修確實頗有長者風範。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守舊派領袖司馬光被起用爲相，而以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則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當初，蘇軾曾經因爲不認同王安石的許多政治觀點而遭到其打壓，被貶到黃州等地。司馬光掌權後，很快便將蘇軾調回京城，且讓其一路升官到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不過，蘇軾儘管不支持激進的變法，但也不認可對新法進行全盤否定的做法，甚至主動批判守舊派中存在的貪腐問題。因此，蘇軾在被變法派排擠之後，又慘遭守舊派打壓，徹底失去了在朝中的立足之地。不得不說，儘管蘇軾失去了守舊派的扶持，但卻貫徹了自己的信念，做到了徹徹底底的“對事不對人”，這是值得稱讚的。
總的來說，歐陽修他唯纔是舉，提拔了與自己政見相似的司馬光、與自己觀點不同的王安石，以及處於兩種思想之間的蘇軾，也因此得到了其餘三人的尊敬。司馬光與王安石因爲一個主張節流，一個主張開源而走向了決裂。不過，司馬光在王安石死後主動提出“宜優加厚禮”，且評價王安石道：“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可見二人並非不死不休。
司馬光和王安石原本都對蘇軾頗爲欣賞，但蘇軾堅持內心的想法，結果得罪了兩方，換來了自己屢遭貶謫。作爲四人中的晚輩，蘇軾曾稱讚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評價司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也曾代表哲宗起草誥命表示王安石“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其實，這四人作爲當時才華頂尖的人物，大體上還是相互敬佩的，只不過因爲政見不同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