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是。這事兒，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先看外部，開宗明義一句話：多次北伐是符合諸葛亮乃至蜀漢集團一直以來的最高戰略部署——隆中對的。隆中對的核心在於天下三分，佔據荊州、益州，聯吳抗曹。但是，如果侷限於此，那麼劉備和諸葛亮復興漢室的計劃是無法實施的——只有防禦的戰略怎麼進取天下呢? 因此，諸葛亮對於進取天下的佈置是這樣的：“，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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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部署裏，劉備率軍從漢中進取關中，關羽領兵從荊州突入中原，兩路並進合擊以圖霸業。而現實裏，無論是諸葛亮多次北伐，還是關羽水淹七軍威震中原，都表明了這一計劃是具有可行性的。
但是，這一計劃有一個大前提——天下有變。也就是說，只有在曹魏自身遭遇變故之時，這一計劃才具有可行性。如果雙方相持，以曹魏天下十佔七分的實力，蜀漢是很難有機會的——關羽威震中原的事實也表明，只有當曹操率領主力與劉備在漢中相持，其他地區防禦相對空虛時，才能取得威震中原、逼的曹操考慮遷都的戰果。
那麼，在關羽失荊州，劉備病逝，諸葛亮獨攬大權之時，蜀漢的外部環境已經不能和建安二十四年相比了。在這時，積極北伐變成了一種主動追求、製造“天下有變”的手段：通過多次北伐，保持對曹魏關中地區的壓力，伺機取得戰果(典型如襲取隴右，擊殺王雙張郃)，期冀在外部壓力下曹魏內部發生問題，進而達到“天下有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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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這一戰略顯然是有效的——在多次北伐中，諸葛亮既鍛鍊了軍隊，又取得了戰果，還給予了曹魏足夠的戰略壓力(諸葛亮一死曹睿就一改明君氣象開始大興土木)。至於最終沒能北伐成功，只能說人事已盡，天命難成。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諸葛亮後幾次北伐的對手——司馬懿，得益於在關中地區的長期運作，積累了足夠的實力與地位，而最終也正是司馬氏代魏，也算是一種歷史的幽默吧。
再看內部，北伐是團結蜀漢各派勢力、維持政局穩定的重要手段。
三國時期蜀漢地區本地勢力與外來政權的衝突一直存在，劉焉就多次誅殺益州豪強(王鹹、李權等)，而益州豪強也在劉備兵臨成都城下時背叛了劉璋，說服其獻城出降(諷刺的是，同樣的一幕也出現在了鄧艾兵臨成都之時)。當劉備自荊州入川，奪得益州之後，就一直面臨着荊州士人、益州土人、劉備的嫡系實力等多種派系之間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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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劉備去世後，爲了繼續維持蜀漢穩定，諸葛亮只有用北伐的方法，將內部的張力向外釋放，在北伐的政治正確下各派系勢力間的相互鬥爭相對淡化，加之以諸葛亮法治嚴明，算是維持住了蜀漢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也正因如此，當諸葛亮去世，失去了控制的各派系間迅速發生了相互鬥爭，費禕被刺，姜維、諸葛瞻、黃皓間的矛盾，放棄抵抗的本土派系，這一系列問題都開始萌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