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中英戰爭爆發雖與日本無關，但對日本社會各階層的震動很大，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面對西方侵略東方，當時普遍存在焦慮心態。出生於1830年的武士教師吉田松陰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1853年1月，培理率美國艦隊駛入日本江戶海灣，要求與日本通商。吉田松陰痛感大和民族危在旦夕，日本即將成爲印度和中國之後的西方獵物。與曾國藩不同，在日本臨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機時刻，吉田松陰摒棄了傳統思想的束縛，他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舊瓶裝新酒，促使武士道和國家文明實質轉型。
爲了學到西方真東西，吉田想盡各種手段。1854年3月，在培理率美國艦隊二次來航將要離開日本之際，吉田衝破幕府的鎖國禁令，試圖通過密航出國考察，不料被美國水兵發現，被趕下船。
雖然“偷渡考察”失敗，甚至由此被判了一年徒刑，但吉田沒有停下以“近代化武士道”救國的腳步。出獄後，他創辦了“松下村塾”，招攬了大批武士後生精英。
在吉田松陰之前，武士道要旨是武士對主人的忠誠。吉田松陰通過“新型傳道授業”，將其上升爲“天下興亡、武士有責”。他積極倡導把武士道由武士階層普及於一般民衆，提倡將武士對主君的主從一體關係上升到民衆對國家的一體關係。將忠信相依，生死與共的武士階級的內在聯結，貫穿到民衆與國家的忠信相依，生死與共的內在聯結。
吉田松陰帶出很多高徒，他們都是近代化的新武士代表。他們不排斥西方文化，充分了解外部世界，並加以理性的分析。在實事求是評估西方各種情況的基礎上，有方向、有步驟、有重點地吸收和學習，充分體現了日本志士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從一定程度上看，正是以吉田松陰爲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新武士精神才扭轉了開國後的日本歷史軌跡，使日本在擺脫開國所面臨的一系列思想困境後，轉而邁進了近代化的行列。
“留洋未遂”的吉田對中國舊文化的那套理論不以爲然。他根據自己對中英戰爭的理解，作出了“滿清爲夷所侵，瓦解土崩，無足論者也，卒之山金請和而後止，然其間不見覆有唱義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蓋由綱紀廢馳，而賢才不用，操習不熟爾”的結論。
他認爲，清國之所以敗於英國，是因爲內部政治腐敗、民族一盤散沙，不在洋務而在內務。他認爲國家興亡之道關鍵是內政不是外交，是治民不是治夷。“民內也，夷外也，謀外而遺內者兇;治內而制外者吉”。只有內修國政，纔是不慮外敵的根本之策。吉田斷言，覺醒開國後的日本必是一個近代化完整而強大的統一體。
隨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驗證了吉田松陰的判斷，而曾國藩的理論卻被歷史淘汰。武士道能救日本，仁道卻救不了中國，蓋因“內質新舊”。
與老邁的曾國藩人生形成鮮明對比，出身武士世家的吉田松陰，二十幾歲就成爲日本幕末時期聞名的志士思想家。他沒有像曾國藩那樣慎言慎行、壽終正寢，而是敢想敢幹、實言實行。
1859年，爲了推動日本改革內政、對外開放，吉田策劃刺殺幕府重臣、保守派頭子間部詮勝，結果事情泄露，被幕府處極刑，死時年僅29歲。吉田松陰犧牲後，他的學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繼承遺志、繼續倒幕運動，直至開啓日本歷史翻天覆地的一頁——明治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