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白空摩八股文，何能私塾接青雲?夏侯著有藏書令，要使山中擴見聞。”古人讀書，大凡爲求得一朝能上“青雲”，爲此不惜耗盡華年，去研摩那八股文。關於八股文，人們都知道那是明清讀書人求功名的一種應試文體，特別是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文的發表，使國人對此更是耳熟能詳。但對於八股文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又爲什麼會產生在明朝，卻仍知之甚少。事實上，唐宋間，科舉取士中已經規定了作文應試文體的基本格式，但爲什麼八股文獨獨出現在明朝呢?這還得從八股文的產生淵源與歷史背景說起。
人們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東西，實際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雛形。唐朝科舉考試所採用的“帖經”、“墨義”實際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態。唐朝科舉考試以“帖經”取士，所謂“帖經”，是拿所誦之經書，掩其兩端，中間只開一行，裁紙爲帖。唐朝先採用口試方式，令應試舉子回答經義，後來改用筆述回答經義，這就叫做“墨義”。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學興起，爲了減輕應試舉子的負擔，於是廢考經義，考試範圍限制在朱熹集註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之內，試題亦取自《四書》中的文句，所以後來的八股文又被稱爲“四書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間，明確規定了科舉考試法，有個叫王充耘的寫了《書義矜式》一書，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寫作方法，於是舉子考試都以八比體式作文應試。
八股文在歷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爲什麼到明朝才最終定型呢?又是誰首倡這種考試文體的呢?對這些問題，目前尚無定論，學界亦衆說紛紜。
有人認爲，這是明朝初年統治者網羅人才的一種手段。明初，戰事方了，百廢待興，各級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識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視對人才的網羅，但作爲一個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對臣子擁有足夠的駕馭和約束能力。所以在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中，他採取固定統一格律，行文以《四書》、《五經》爲題，不允許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題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試圖通過推行這種考試方法，將天下知識分子的思想集於一統，從而讓自己的江山能夠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現，它是由朱元璋首創的。
有人則持不同看法。因爲科舉最後一道關是殿試，而殿試內容又極其博大龐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策問，包括問聖學、問天時、問刑賞、問聖賢、問天地鬼神、問人臣言行、問文學之士、問佛仙等。這些極具知識含量的問題，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顯然是一個問題。所以持反對“朱元璋首創說”的人認爲，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謀士劉伯溫、宋濂等人最先創制的。
但“劉、宋首創說”的觀點也有問題，因爲明朝正式頒行“八股取士”制度時，劉伯溫已去世數年了。所以現在又有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爲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在衆謀士特別在劉伯溫的提議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試製度
中國的各個封建王朝，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發展封建的政治經濟，都十分注重網羅人才。中國歷史上遴選人才的方法，在科舉以前，經過了察舉、徵辟、九品中正等幾個階段。這些方法帶來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在國家政權機器裏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士族，他們控制着人才的選擇權，家族世代當官，而且還都是高官，出現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門望族。這些豪門望族相互勾結，把持朝政，成爲政府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這樣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當官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皇帝的集權，因此皇帝和社會民衆對此普遍不滿。到隋朝時，開始推行科舉制，也就是通過考試選擇官員，這樣使得廣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參與到政權中來，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員的選擇權。經過唐宋的發展，科舉選士已成爲十分成熟的人才選拔制度，出現了進士科、明經科、明法科等許多科目，還有武舉專門選拔軍事人才。這一時期考試的內容也是比較多樣的，如唐朝時還要考詩賦，因此讀書人都要學會寫詩，正因爲如此，唐朝是中國歷史上詩歌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經義”爲依據，對策試士，這種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已接近後來的八股文了。元朝科舉考試辦法基本上沿襲兩宋的做法。不過，直到明朝才正式規定了八股取士，科舉考試進入了八股文時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爲主要的考試形式，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所起的決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後，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國，加強中央集權。但是當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和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對封建經濟是一種衝擊，所產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種“異端邪說”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也是一種衝擊。“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尊是敬。”也就是說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前代人的思想，他們在應試的文章中寫出了新的內容，裏面不僅有諸子的思想，還加入了佛道兩教的觀點。應試文章竟然離經叛道，雜入新奇之說，詭僻之論，對封建的中央集權是不利的。爲了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服贗孔孟之道，制止異端邪說，從而鞏固封建專制，就必須加強儒家經典的灌輸，把人們的思想重新納入官方思想的軌道上。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把科舉考試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嚴格規定，於是明朝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朱熹集註的儒家經典《四書》作爲標準答案，文章必須以八股文爲形式。這樣，讀書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然的話，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這一關。可憐天下的讀書人爲了他們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十年寒窗苦讀，學到的卻只是些除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外百無一用的八股文。再則，明太祖雖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來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安邦治國，他的部下大多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級執政官員。所以戰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勤於學問，多方羅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個名叫範常的文人到軍營見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來作爲智囊以備諮詢。以後每到一處，都要把那裏的宿學大儒網羅起來。至正二十四年以後，就下詔令開設文武兩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後，諸事草創，百廢待舉，於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詔令開科舉，自此開始一連開了三年科舉考試。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又正式規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寫作方法，並且限定字數，規定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一題限三百字，以後到清朝最長也不得超過七百字。八股文一開頭便要用一兩句話將題意點明，稱爲“破題”，接着便是“承題”、“起講”、“入手”，然後用八股文字對比地展開議論，隨即“落下”，結束全篇，容不得半句離題話。這是最簡練的文字，而且“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清朝科舉考試仍然沿用八股文。由於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門磚”，於是明清兩朝八股文大盛，文人們紛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這精緻但缺乏實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對歐美列強的欺凌，古老的帝國卻發現自己沒有可用之才與之抗爭，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爲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於是在一片聲討聲中，八股文被逐出了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