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要說教育制度產生的源頭呢，這就說來話長了，不過基本可以確定的是隨着階級統治的確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愈見明顯，便出現了傳授技能和知識的人，在貴族佔統治地位的當時，以教育貴族子弟爲中心的教育機構略之出現。
據甲骨文和古文獻記載，自商代起便有層級分明的學校，王族的學校分成大學和小學，貴族也有學校設置。
“夏曰校，股曰序，周曰庫，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校、序、癢是當時學校的名稱，都是爲貴族子弟進行教育而設置的。西周時，國學和鄉學體系得以確立。設在王都和諸侯國都的學校稱“國學”，國學又分大學和小學。國學是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它規定，太子和諸侯世子在8歲時入小學，15歲入大學;公卿大夫子弟13歲入小學，20歲入大學。“鄉學”設在各地的邑鎮，是一般貴族子弟的學校。
學校教育內容主要是傳授宗教祭禮儀式和作戰技能，以適應“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的要求，也傳授一定的文化知識，“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必修科目就是“六藝”，即禮(禮節、儀式)、樂(音樂舞蹈)、射(射箭、投擲)、御(駕車、騎馬)、書(識字和寫字)、數(計算)。
擔任教師的人，在商代是“祝、宗、卜、史”之類的人物，這些人固然主要從事宗教活動，但因爲是當時擁有文化和具有一定專門知識的人，能夠觀察天文物候，掌握文字，釐定曆法，通曉禮制，嫺於樂舞，又具有官員身份，使用他們來教育貴族子弟，便成爲“學在官府”。
除這些專職任教的人員之外，夏商周三代多使用一些年老休致的貴族來擔任教師，讓他們把自己的統治經驗傳授給子弟，甲骨文中稱“多老”或“多萬”，在古文獻中也說，“夏后氏養國老於東癢，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子虞癢”。根據這些貴族的不同等級，分配到不同級別的學校從事教育工作。
春秋時期，王室衰落，“禮崩樂壞”，社會政治和經濟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由官府壟斷的學校漸漸衰落。由於戰爭，官府所藏的圖書典籍也有流散到民間的，民間聚徒講學的風氣逐漸盛行，出現許多“私學”。
從學在官府到私人辦學，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是歷史上的進步。就像我們都知道的孔子辦學，有弟子3000人，身通六藝的有72人。
戰國時期，凡著名學者都聚徒講學，以傳播自己的文化知識和政治見解。當時入學的目的主要是爲了取得人仕資格，“仕面優則學，學面優則仕”是主導恩想，學優而入仕，正是當時士子夢察以求的出路。一時間，儒家、法家、道家、名家、縱橫家、兵家、陰陽家等，所有學派的代表都彙集於此，生徒也有千餘人。
私學的發展引起官府的重視，也形成官學與私學相互補充的局面。因此在戰國後期，各國大多設置“博士”等官以管理官學，把官學的管理納入政權系統，並且走向制度化。
夏商周三代的官學，主要是隻對貴族子弟進行教育，表現出官學教育的狹隘性和封閉性。春秋戰國時期的私學興起，是與各國急於物色人才和改進用人制度緊密結合，以入仕爲主要目的的教育，當然會被政府所注意，都着力加強對私學的管理，完善了候補官吏的教育。
秦統一全國，禁止民間私學，實行“以吏爲師”的制度，加強思想控制，官學又成爲唯一的教育途徑。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設立太學，以五經博士教育博士弟子。
太學的學習科目是詩、書、禮、易、春秋等所謂“五經”，博士定期講經，弟子聽經而自學，每年按甲乙科進行考試，成績優良者，便可以任用爲官，此後又相繼在郡設學，在縣設校，在鄉設癢，在聚設序，建立起各級地方學校，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學系統，並設置相應機構實行管理，魏晉南北朝基本上承襲漢代這種官學系統。
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學校教育制度的發展。如唐代中央設立國子籃以掌管訓導之政，以蔡酒、司業爲正副長官，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等六學，額定學生員額爲1410人。各學均設有博士、助教以主管施教。
地方州縣也各沒有經學和醫學博士、助教，主管本州縣學生的教育事務。這樣就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網絡。當時世族門閥遺風很盛，對學生的身份限制很嚴，入學資格存在着難以逾越的等級鴻溝，非仕家子弟不能入學，充分體現官學的狹隘性和階級特點。
宋代中央僅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地方州縣則各自設有州縣學。由於此時世族門閥政治衰落，世族地主的特權相對削減，對學生的身份限制也比較寬鬆，本來專爲高官子弟設置的太學也可以接收庶民子弟。北宋時期比較重視官學教育，曾經有三次大規模的興學。
第一次是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 年)，范仲淹任宰相時，普遍建立州縣學，改建國子學和太學，實行“升貢”的辦法，學生可以根據學習成績由州縣遞次升到太學。
第二次是宋神宗熙寧、元豐(1068—1085年)年間，王安石爲宰相時，創立太學三舍法，將太學分爲外、內、上三等，初入學爲外舍生，經年考月試及格的便能逐漸開爲上會生;上舍生畢業成績優等的可以免試直接授官，中等地參加殿試，下等經更部考試再經殿試也可以授官，官學教育與仕進途徑銜接。
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寧(1102-1106年)年間，蔡京執政時，仿行王安石新法，增加太學學生名額，實行畢業授官，進而出現“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的局面。隨着升貢制度的完善，至南宋時，國子學也併入太學，高官貴族子弟也被納入競爭的行列。
明清的官學有所變化，中央的國子監既是教育管理機關，又是培養官僚的最高學府，在地方上設府、州、縣學。在入仕上，明初曾經是“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成爲當時主要的人任途徑。士子參加科舉，必先經過“童試”合格，取得府、州、縣學“生員”資格，才能進一步參加科舉，所以，明清“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不”，官學控制着入仕的道路。
古代雖然是以官學教育爲主，但私學教育也普遍存在。私學開創於春秋戰國時期，經過秦代一度禁止，到漢代又發展起來。隋唐以後實行科舉，給讀書人以博取功名的機會。由於官學名額有限，再加上報考科舉的條件放寬，從而使許多自學和私學學生得以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於仕途，這就給私學提供了發展的條件。
明代甚至一度禁止私學，然而，明中葉以後官學廢弛，書院又逐漸發展起來，有些書院一時成爲高等教育和社會輿論的中心，官學的聲望和影響遠不如這些著名的書院。總的說來，私學雖然不由國家直接控制，但所學內容還是多侷限於準備科舉考試，與官學並無太大的區別。而且開辦私學和擔任教的人大多是退職的官僚和士大夫，與政府並無本質上的衝突，所以能夠與官學長期並存。
1860年，英法聯軍攻進北京，逼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在“自強”的名義下，先後建立了同文館、廣方言館、福建船政學堂、南北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新式學堂，以培養當時急需的翻譯、製造技術和陸海軍人才，並在1868年以後向外國派遣留學生。
此後，一些督撫也模仿西式公立學校制度建立了一些新式學堂，1898 年在北京建立了京師大學堂，地方的新式學堂也隨之興起。這種新式學堂吸收西方教育制度和課程設置。學習理、工、農、醫等實用學科，開始擺脫了與入任制度相結合的舊模式，藉以培養當時急需的各方面人才。面對這種新的事物，各方面的反映是不一致的，有人甚至稱之爲“無系統教育時期”。
1901年，清政府宣佈廢除八股文，改以《四書》、《五經》及論述中國歷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的文章作爲取士的標準，與此同時，給予學堂畢業生和留學歸國學生以相當科舉中的舉人、進士資格待遇，這就促使新式學堂迅速發展起來。
1902年，清政府頒佈了《欽定學堂章程》，1904年，再頒《奏定學堂章程》，解決了各地興學無章可依的矛盾，新式學堂教育開始發展起來。1905年，清政府又宣佈廢除科舉，學堂畢業生直接取得功名，學堂成爲當時教育的主流。
總結：
勸之以學，誘之以祿，這可以看作是古代學校教育的指導思想。古人上學，大部分都是把讀書和個人的政治經濟利益結合起來。教育與入仕相結合，讀書和做官聯繫在一起，這是古代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是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不過也不可否認的是，在這種想法的催生下，教育事業也得到了不小的發展。
話說回來，無需漫談君再做比較，我們現代的教育多麼優秀也是不言而喻了，質量可能良莠不齊，但是“九年義務教育”至少賦予了大部分人站到同一起跑線上的資格。跟學弟聊完，歷史君還慶幸自己早生了幾年，要按照他們的學法，我可能要考不上大學了。
最後給大家分享一首《勸學詩》：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 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