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東漢皇帝。
自從秦始皇創立“三公九卿”制度以來，權力便集中到了以皇帝爲首的中央政府，而皇帝的第一助手丞相不可避免地分擔了一部分本應完全屬於皇帝的權力，由此開啓了我國兩千年皇權、相權的爭鬥歷史，但是在“皇相之爭”之下卻有一股暗流在涌動，那便是外戚和宦官勢力。
其實宦官影響政治由來已久，從較早的齊桓公豎刁到秦始皇時期的嫪毐反叛、趙高“指鹿爲馬”，漸到唐朝時掌握神策軍，以至於唐朝皇帝文宗甚至稱自己還不如周赧王和漢獻帝。
宦官的存在和影響力完全不亞於皇權、相權，可以稱之爲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注意這裏說的是“相對”。宦官的由來
現如今一說起宦官，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太監或者所謂的閹人，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宦官的"宦“來源於我國特有的文化體系—天人合一，就是說凡人行爲做事要符合天道，那什麼是天道呢?最直白的就是天上的星象，皇帝有對應的帝星，而帝星旁邊便是擔有侍奉職責的宦星。據《後漢書.宦者傳》記載：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
可見，宦者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周早期，可以明確的是早期擔任帝王貼身侍者的宦者只是隸屬於王宮的普通奴僕，並非全部由所謂的閹人組成，閹人也並非成爲宦官的必備條件，早期的閹人更多來源於遭受刑罰的刑徒。
我國先秦時期有五大刑罰，俗稱“上古五刑”，分別是墨、劓、剕、宮、大辟對應刺字、割鼻、斷足、閹刑(女爲幽禁)和處死，閹人便來自於經受宮刑的男性，受刑後被派往王宮繼續服役，由此產生了早期的閹人宦官。
入宮接近王權的一部分閹人得到統治者的賞識，被賦予部分權力，但這屬於極個別情況，所以早期的宦官並沒能以規模的形式進入權力中心，它們更多地以個體，從屬於皇權(王權)或者相權的形式出現，這便是開頭所說“相對”，宦官必須有所依靠，這種形式以東漢以前最爲明顯，無論是豎刁或者趙高都依附於他們的帝王，即便是假宦官嫪毐都必須寄居於嬴政母親趙姬的雍城才能發展壯大。宦官到閹人的改變
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的話，宦官仍然不能稱之爲政治勢力，只會間或出現一兩個特別受到恩寵的異類，被史家列入《奸佞傳》，然而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尤其在政治上。伴隨着皇權、相權較量的分水嶺，宦官發生了第一個改變。
漢武帝一掃父輩窩窩囊囊，皇帝總被欺負的頹廢，大刀闊斧開啓了漢朝的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改革便是內朝的設立。“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內朝設立令皇權無以復加的強大的同時，相權得到削弱，這場鬥爭帶來一個新的困境，皇帝是沒辦法一個人處理政務的，於是近臣的地位得到提高，原本貼身侍奉皇帝的“五尚”開始掌握權力，宦官特別是中常侍的作用得到提高。中，顧名思義爲皇帝身邊，參考西漢官制的中二千石，常侍則隨時跟隨皇帝提供建議，宦官開始從幕後走向臺前，明目張膽地分享原本屬於皇帝和丞相的權力。
質的改變發生在東漢，也是今天要聊的主題，光武帝劉秀結束亂世，再次完成統一後做出一個決定：宦官皆用閹人。“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後漢書》
由於少府名義上仍然歸屬丞相(東漢稱司徒)管理，光武帝的這個決定將原本處於協調位置的部分非閹人驅逐出了宦官的行列，這部分人在漢武帝時期以顧問的形式存在，宦官前所未有的純潔起來，一水的閹人，相權被徹底皇帝的身邊排擠了出去。東漢皇帝對宦官們的特殊感情
要理解皇帝們與這些宦官的感情，還得從開國的光武帝說起，幾乎每一任開國皇帝必修課之一便是維護統治的穩定，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後便立馬修建馳道四處巡視鎮壓有可能的叛亂，漢高祖劉邦的威脅更加明顯，七大異姓王時刻虎視眈眈，所以他就直接多了，毫不遲疑地將這些威脅滅殺。
而劉秀面臨的問題就比較特別了，他雖然出身於皇族，但經過”推恩令“的削弱和王莽的打擊，勢單力薄，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力量奪取勝利，勉強重塑皇權。
這個時期的皇權和秦始皇強大的傳承和劉邦時期來源於底層的功臣集團截然不同，世家大族的存在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的穩定，而功臣集團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存在使得劉秀的選擇並不多，剷除威脅更加不可取，爲了維護皇權，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招納世家女子進宮。
劉秀有兩任皇后，第一任爲真定王劉揚外甥女，第二任皇后爲南陽陰氏陰麗華。劉秀的兒子明帝娶了開國大將馬援的小女兒爲皇后，孫子章帝娶了竇融的曾孫女竇氏和樑統(竇融的河西大將軍還是源於樑統的辭讓)的孫女。
世家大族令皇權穩固的同時，迅速與外戚結合爲一體，形成了皇權都無法控制的龐然大物。這種威脅在年長的皇帝當政時尚不明顯，一旦年幼的皇帝登基，皇權便被這個龐然大物所挾持，所幸劉秀及其繼承人明帝、章帝都有駕馭的能力。
墨菲定律：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
年僅三十三歲的章帝去世，九歲的和帝登基，竇皇后以皇帝年幼爲名臨朝稱制，皇權在外戚和功臣集團的夾擊下迅速萎縮，漢和帝登基令功臣外戚最終控制了至尊權力，竇太后的兄長竇憲甚至想要刺殺皇帝。
宦官的重要性此時顯露無疑，和帝在中常侍鄭衆等人的幫助下，成功從外戚權臣手中奪回了屬於自己的權力，但東漢王朝如同陷入死循環一般，之後的皇帝們幾乎都以年幼之身登基，不斷重複着幼帝登基、外戚掌權、依靠宦官奪權。
東漢皇帝們的登基年齡
此前的宦官被重用，原因之一便在於無後，不能形成世襲力量，但是此時也改變了，爲了表彰宦官們的擁立之功，他們被允許以養子的名義擁有後代，宦官同所有的封建王侯一樣可以被封侯 允許收納養子，世襲爵位，宦官們的春天來了。兩極鬥爭
理清東漢的政治格局後便能發現所謂的朝堂已經分成一派以皇帝爲代表，宦官爲助力。一派以官僚外戚爲代表，衆多文人官吏爲助力涇渭分明的兩大權力中心。
從建國開始，對外戚和官僚的打擊便從未停止，劉秀曾數次罷免司徒，而明帝特意不封外戚爲候，以防其實力壯大幹政。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後漢書·明帝紀》
但官僚集團並不是任人隨便揉捏的軟柿子，他們有一個法寶——官員的選拔權。當時官員主要的來源渠道是察舉制，而察舉權被三公爲首的官僚集團牢牢控制，他們所舉薦的不再是真正的賢良人才，而是自己的門生故吏。皇帝失去選拔的權力，所以從章帝開始，皇帝屢次強調改革察舉制，結果當然遇到了莫大的阻力無疾而終。
要知道雖然矛盾重重，首先發起進攻的卻不是宦官，而是官僚集團，他們擁有太多的優勢，朝堂上幾乎所有的官員、後宮的外戚、太學的學生甚至普通民衆都要求懲辦“敗壞朝政”的宦官們，太尉陳蕃上書要求皇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遠離宦官，而河南尹李膺則處死了遇到大赦本應免罪的宦官養子。
宦官反極性地指責陳蕃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而官員養士在光武時期就被明令禁止，面對官僚文人的口誅筆伐，宦官們設立鴻都門學以對抗太學。皇帝則明顯偏袒自己的近臣：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後漢書·單吵傳》
黨錮之禍的結果在皇帝的偏袒下以官僚外戚落敗而告終，公元166年，李膺等人被抓捕下獄，陳蕃被罷免太尉職位。168年，宦官發動政變，陳蕃被殺，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176年，靈帝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
認識到皇帝絕對不會離開宦官後，官僚集團開始了反擊，靈帝死後，何進、袁紹召董卓進京圍剿宦官，何進反被誅殺，袁紹率兵攻入皇宮，不論老少，凡不長鬍須者，共兩千餘人全部誅殺。
宦官勢力徹底覆滅，可官僚集團也沒能取得優勢，董卓把持了朝政，而失去唯一助力的皇帝也再難有所作爲，東漢末日到來。結言
宦官政治之所以會首先出現在東漢王朝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先天不足的皇權本身相當虛弱，繼而相權與外戚的結合更令皇權無力反抗，劉秀的“宦官皆用閹人”的政策，阻斷相權對皇權的侵奪的同時，也令宦官徹底倒向了皇權的懷抱，從此東漢分爲兩極政治。
但是皇權的嚴重削弱令宦官獨木難支，無法扛起振興的重任，而有大義名分的官僚集團藉助外戚、文人等力量，以袁紹爲代表的世家大族完成了對宦官的致命一擊，也完成了對東漢的致命一擊，東漢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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