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皇家護衛皇家警衛這個職業小編也覺得還是很有意思的，當然了，因爲比較的神祕嘛，那麼今天我們就着這個問題一起來分析看看皇家警衛吧，看看他們的工作，看看他們是怎麼保證皇帝的安全的，今天只說明清的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明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一共傳了十六個皇帝，算起來應該屬於中國歷史上大一統較長的朝代。時間既然長，宮廷內部發生奇聞怪事也就多，其中有名的“梃擊案”，便是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這件案件，一度成爲大明朝“國本之爭”中朝廷黨爭重要的“議題”。
案件本身過程不復雜，萬曆四十三年，一個名叫張差的天津薊縣人，手持一支棗木棒竟然堂而皇之的進入太子朱常洛位於皇宮的居所——慈慶宮，打傷守門的太監，最後被侍衛擒獲。這件事之所以被當時以及後世稱奇，主要原因是，自古以來中國皇帝的地位至高無上，宮禁嚴密，普通平頭百姓別說進入皇宮，即使靠近皇宮大門，都會被嚴格審查，現在，竟然有人手持棍棒如入無人之境的跑到皇宮之中，公然威脅太子的生命安全，要知道，洪武四年的正月，朝廷就下詔立內城門禁法律。當時規定“守門指揮千百戶日一更代，七卒三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若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守門軍士失於覺察者，罪如之。若車駕出行，則以御史一員臨門察視。”由此可見，普通百姓要想進入皇宮，除了有內應，幾乎不可能。那麼這個案件繼續查下去，還真查出了“內鬼”，有兩個太監曾經伺候過萬曆皇帝的皇妃鄭貴妃，作爲內應勾結了這位名叫張差的農民。案件影響重大，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範圍，直接指向政治權鬥，所以，萬曆皇帝最後便匆匆殺掉主犯和太監結案了。
說到“梃擊案”自然衍生出明朝皇宮的“警衛制度”是否鬆弛的問題，其實，明朝對於宮禁規定極爲嚴密的。
當時紫禁城內，非特別徵召官員，“不能輕至”。所以不僅普通百姓，即使是朝中大臣也只能在外聽宣，不敢無事擅自進入。如此嚴密的宮禁以至於導致內外阻隔，下情不能上達的地步，可是“梃擊案”還是發生了，由此可見，任何的防範永遠都是相對的。而且明朝還有比其他朝代更加嚴重的沉痾，即太監的權力不受節制，閹黨與東林黨權力鬥爭殘酷，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如何防範，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清朝入主中原後，就吸取明朝太監擅權教訓，從順治帝開始就設立鐵牌於內務府，嚴禁太監干預朝政。康熙帝登基後，專門下令：“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即殺之。”，所謂“天下大權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乾隆帝曾經說：“我朝列主家法，事事超越往古，而內廷制尤爲嚴密。”在這種“乾綱獨攬”的“執政理念”貫徹下，使得太監失去了掌控宮廷內的警衛調動的權力，同時清廷在紫禁城內不設統一的警衛機構和主管大臣，而是分別設立侍衛處、護軍營、前鋒營、內務府三旗包衣各營，神機營等警衛機構，實行分區分面的警衛辦法。各個機構的統領大臣，互相併不隸屬，各自對皇帝直接負責。清朝政府從根子上就斷絕了明朝太監權力過大導致亂政的基礎，從而使得皇帝的人身安全有了強大的保障。
清代是少數民族政權，對於漢族充滿了強烈的不信任，所以在宮廷警衛制度上，皇宮的警衛軍隊直接排除漢族人，將皇帝最信任的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滿人中的精銳放在最接近自己的身邊紫禁城內，而紫禁城外圍則由正紅旗、鑲白旗、鑲紅旗、正藍旗、鑲藍旗五旗官兵輪流值班。所以，北京城的八旗兵，都是以保衛紫禁城爲中心，內務府三旗駐紮在皇城之內，北京城由八旗滿人官兵守衛，整個都城內外，形成一個完整而嚴密的防衛體系。
即便如此，紫禁城的牆上也要增派前鋒營、護軍營官兵輪流守衛，白天由闕左門值班司鑰長、天安門值班副印務章京帶領上城巡視，均二日更換。夜間則派三四品章京四人上城檢查。如果有官員覲見皇帝，必須要由御前大臣進行檢查，然後派侍衛將其帶到皇帝面前，接見結束後，再由侍衛帶出門外。除了對外嚴格執行安全措施，對內的檢查是也是非常的嚴格。乾隆四十七年皇帝下令，紫禁城內每天值班的王公以及領侍衛內大臣、大臣、部院大臣、都統、護軍都統等五人，從現在起每天晚上都要巡察所屬的侍衛、章京、護軍。從二更起一直到五更。如果有曠工以及睡覺者，一旦查出，立即治罪。不僅如此，朝廷也對宮中私藏武器，檢查非常嚴厲。凡是在宮中或者圓明園中發現有私藏鳥槍、火藥、“金刃器械”，一經發現，“照違旨例，加等問擬，即行正法。”
清廷在內部強化警衛制度，還在出入宮廷訂立了很多嚴格的規範。譬如，凡是王公大臣上朝，到下馬碑必須下馬、下轎。只有貝子以上王公，或者賞賜紫禁城騎馬坐轎的官員，入東華門，到箭亭旁必須下馬。入西華門，到內務府前必須下馬。不過，這一條有時候遵守了，反倒成了罪過。乾隆死去後，和珅貪污案發，嘉慶給和珅定了二十條重罪，其中有一條就是在圓明園和紫禁城騎馬坐轎。其實，和珅是乾隆活着時寵信的大臣，特許享受此等榮譽。現在嘉慶翻臉不認“祖宗定下的章程”，罵和珅“無父無君，莫此爲甚”，政治鬥爭折射出法律的可悲與可笑，有時候，還真是超越人的想象。
王公大臣進入紫禁城，爲保證皇帝的絕對安全，其所帶的隨從也有一定限制。乾隆六十年時規定，親王所帶的隨從爲五人;郡王爲四人;貝勒三人;貝子二人;宗室一人;文武大臣隨從一到二人。到了嘉慶十六年，朝廷更加嚴格限制隨從人數，親王變成三人;郡王、貝子二人;至於文武大臣，更是隻能攜帶一名隨從。
凡是“官役官物”進入宮中，必須要查驗門牌才能夠放行。皇宮每天使用大量雜役，同時也消耗大量生活物資，所以，出入繁雜，爲了保證宮中安全，由內務府發放“火烙腰牌”。每次進入禁門，就要由護軍驗明後才能放行。而腰牌則每三年更換一次。不到期但是馬上有接任者，隨時要更換，並且報請景運門檢查覈實。宮中物資出入，必須由各衙門預先報告出門單，送到景運門值班處查驗，然後再通知各衙門是否可以出入。凡此種種，不及備載。
不過，不管如何加強宮廷安全措施，皇宮的太平，皇帝的安全其實始終與治國水平密切相關。也就是國家治理越清明，發生威脅皇宮的安全的事件越少。清朝從順治皇帝開始，一直到乾隆末年，紫禁城始終很平靜。自從嘉慶開始，政治上越來越污濁，官民之間越來越對立。嘉慶十八年，甚至出現天理教勾結太監，攻入紫禁城的事件，這遠比張差手持棗木棍更加嚴重。嘉慶在事件發後，還專門下了“罪己詔”，加強了宮禁的整頓，雖然略有改進，不過，宮廷內偷盜案件還是頻發，警衛制度越來越廢弛。等到清朝末年，武昌槍聲大作，即使皇帝身處鈦合金做成的皇城，也難以抵擋改朝換代的呼聲，遑論早已警衛廢弛的紫禁城，清王朝攜二百七十年的“列祖列宗偉績”，剎那間被掃到歷史的塵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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