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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明朝大改革家，最爲廣知的是張居正，但實際上在張居正之前，明朝還有多個改革家，比如提出一條鞭法的桂萼、改革家徐階等，但還有一位大器晚成的改革家鮮爲人知，這就是浙江溫州人張璁，堪稱明朝最狠的改革家，47歲才考中進士爲官，卻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初年三度位居首輔，史稱“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孚敬雲”。
1530年，明朝首輔張璁(cōng)連上三本《議孔子祀典疏》，將矛頭指向了孔子，建議簡化孔子祭祀，其中一個是拆毀全國孔子塑像。
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拍手稱好，有人破口大罵，身爲儒家門徒的張璁，爲何要簡化孔子祀典，並拆毀全國孔子塑像?
01
漢武帝尊孔之後，直至明朝中期，歷代文人與統治者的推崇，讓孔子地位達到巔峯，幾乎成爲中國版的教皇——儒教教皇。
根據明朝史料記載，一年竟要祭祀孔子五十多次，春、夏、秋、冬四上丁、四仲丁、八小祭、及祭日、每月的朔、望，甚至二十四節氣等都要祭祀，且不同的祭祀不能相互代替。祭祀規格非常繁瑣，專門爲祭祀服務的人數衆多，有喇叭戶、點炮戶、屠宰戶、燒水戶、運冰戶、運鹽戶等，且財物浪費更是不可勝數。
關於祭孔經濟負擔，有一個直觀的數據，即明朝皇帝賜予的曲阜孔府祭田，這類田地免交一切官府賦稅。
明洪武時，定給祭田二千大頃。歲收其租入，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永樂五年二月，又賜贍廟田七十三大頃，正統四年八月，戶部奏準，存佃戶五百戶，湊人二千丁，專以辦納糧粒，以供祭祀。
一大頃等於三市頃，一市頃約等於如今的100畝，僅朱元璋與朱棣賜予的孔府祭田就高達2073大頃。如果算上孔氏各支族人暗地裏的土地兼併與明面田地，那麼整個曲阜孔氏掌握的土地無疑令人震驚。另外，所有曲阜孔氏子弟，只要是登記在冊的，都不用交人頭稅，都不用服徭役。
更爲重要的是，祭祀孔子不僅只在曲阜，而是全國範圍內經常祭孔。當然，曲阜是重中之重，其他州縣規模較小與頻率略少。1438年，因爲地方打着春秋兩季祭孔的旗號刮榨百姓，禮部尚書胡濙想通過確定祭品數量來解決這一擾民問題，於是上書：
比者湖廣桂東縣知縣範忠奏，本縣每遇春秋祭孔子，教官生員逼取祭儀擾民。各府州縣亦有此弊。請定其儀：豬每隻重七十斤，山羊每隻重二十斤，綿羊每隻重三十斤。其餘品物不繫出產者，鹿、兔以羊代，榛、慄以土產果品代。令風憲官嚴加禁約教官訓導生員，毋責取擾民。
總之，明朝中期之前，對孔子的祭祀規模與規格達到了頂峯，祭孔成了百姓一個重要負擔，也是權貴收刮民財的一條重要途徑。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更爲可怕的不是經濟負擔，而是形式化、宗教化的祭孔，必然會進一步禁錮整個民族的思想。
02
孔子是儒家創始人，天下文人幾乎都是他的門徒，即便祭祀典禮浪費嚴重，形式越來越誇張，但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一旦指責祭孔的這些問題，必然會遭到天下文人羣起而攻之。那麼，張璁如何改革孔子祀典問題的呢?張璁並未爲了否定而否定，而是找出了正當的不能再正當了的理由，令人拍案叫絕。
爲了改革孔子祀典，張璁一共上過三本《議孔子祀典疏》，每一篇都正大光明，都講究名正才能言順，讓人想反駁都很難。
一，拆毀全國孔子塑像
張璁在《議孔子祀典第一》疏中，指出祀典是萬事之表，不可不正，但祭祀孔子塑像就是不正。
我們都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兩片一模一樣的樹葉，塑像與真人之間必有差別，不可能一模一樣，哪怕照着畫像雕塑，也不能完全雕塑出一模一樣的。於是問題來了，既然孔廟裏的孔子塑像與孔子必然有差別，哪怕只相差幾根毛髮，那麼可能就不是孔子，天下人祭祀的是誰?大家非常隆重的祭祀，總不能祭祀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吧。張璁借用大儒程頤的一段話說：“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如今看來，這一理由有點較真，但古代是“國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容不得半點馬虎，因此張璁的理由非常正當。
與此同時，中國一直沒有爲孔子塑像的傳統，“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明朝建立之後，新創的南京太學，只用神主，不設塑像。南宋大儒朱熹在《語錄》中說“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因此，從恢復中華傳統角度來說，也應該拆毀全國孔子塑像，採用木主(木製神位，上書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稱神主，俗稱牌位)，否則就失去了祀典的民族意義。
對於張璁這一奏疏，天下文人沒辦法反駁，最終只能同意拆毀孔子塑像，這也是後世幾乎見不到孔子塑像的原因。上圖，現代人所立，72米高，全球最高的孔子塑像。
二，去掉孔子的王號
唐玄宗時，孔子進爵爲“文宣王”。宋真宗時，孔子變成“至聖文宣王”，所謂“至聖”，即爲聖人之最的意思。元武宗時，孔子又變成“大成至聖文宣王”，孔子的封號達到了歷史的巔峯。但在張璁看來，給孔子加上這些王號，完全是諡號不正，不懂孔子真實思想。
《議孔子祀典第二》：“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
孔子一生痛恨亂臣賊子，重視秩序、反對僭越，後人給孔子加王號，與孔子思想嚴重不符，也不符合禮制，所以應該去掉孔子王號。
與建議拆毀孔子塑像不同，這一次引起巨大爭議，朝野反對聲不斷，反對者認爲從唐玄宗開始到元武宗，最終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是對孔子地位的完美詮釋，不該去掉孔子王者封號。
三，孔子真實身份：“至聖先師”
面對羣情激憤，張璁又寫了一篇奏疏，即《議孔子祀典第三》，其中有言：“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因此，孔子思想具有教化意義，其真實身份應該是“至聖先師”，而不是什麼王者封號。
同時，都御史汪鋐又發出致命一問：“夫曰先聖先師，皇上幸太學拜之可也，若曰王，則豈有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汪鋐反擊非常凌厲，質問如果孔子是王者，那麼皇帝如何祭拜孔子?汪鋐這一番責問，讓反對者無言以對，只能同意去掉孔子王號。歷史上的汪鋐，是抗擊西方殖民侵略第一人，也是第一個提出“師夷制夷”的中國人，可惜如今鮮爲人知。
最終，羣臣經過商議，通過改革孔子祀典，主要有五條：一是去掉孔子王號，改爲至聖先師;二是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殿是皇家居所，孔子居所自然不該是殿;三是孔子門人等，不再擁有公侯伯等爵位，而是稱爲先賢某子;四是拆毀孔子塑像，改爲制木爲神主，擬大小尺寸，成爲定式;五是規定春秋兩祭十籩十豆，地方祭孔八籩八豆等，大大減少祭祀次數與祭品數量。
03
張璁改革之後，孔府有何反應?
明朝曲阜有三個重要職位，即衍聖公、孔氏族長、曲阜知縣，尤其是曲阜知縣一直由孔氏族人擔任，因此曲阜猶如國中之國，不僅能不停地吸取明朝財力供養孔府，還能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地看待天下。
明末學者張岱曾與孔氏子弟交流，被氣得不輕：“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只有孔家最爲貴氣。於是，張璁對祭孔祀典的改革，孔府也只是有選擇性地執行，其中對去掉孔子王爵非常不滿，一直將“大成至聖文宣王”牌位保留着。
張岱之父張耀芳，曾經擔任山東魯王長史，在崇禎二年拜祭孔廟，就是找不到嘉靖皇帝冊封的“至聖先師”牌位，只能找到“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牌位，其餘孔子諸弟子的排位，曲阜孔府也是使用元朝封號，堅決不用明朝封號。張岱記述的原文爲：“(孔)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
孔府這些悖逆行爲，明朝皇帝未必不知，由於明朝文官勢力龐大，包括嘉靖在內諸多皇帝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
但到了清朝，這一套玩不通了。清朝康熙年間，孔子後裔在孔子墓碑前建了一矮牆，擋住了“大成至聖文宣王墓”的“王”字最下面一橫，只露出“大成至聖文宣幹”(見下圖)。與此同時，在祭田數量上，清朝皇帝賜予的數量也大幅度降低，順治撥給孔府82大頃祭田，當時祭田大概有2000大頃，但乾隆年間孔府祭田只能找到1096大頃，後來又撥給了一些，總計達到1256大頃，遠低於明朝時期。
歷史上的張璁，雖然不太爲人所知，但透過他的改革，可以堪稱明朝最狠的改革家，之所以這麼說，原因很簡單，張璁針對的都是硬骨頭，除了上文談到的拿天下文人信奉的孔子開刀之外，還針對皇親國戚、勳貴、宦官、官吏進行改革，每一個改革對象都不好惹。比如，當時諸王、勳戚、官僚“請求及奪佔民田者無算”，各種特權勢力對土地的掠奪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嚴重到了天下額田減半的程度，但張璁頂住了各種壓力，將權貴吃到嘴裏的田地奪了回來，古今歷史上能做到這一點的改革家屈指可數，《明實錄》最終記載“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治矣”。
由於張璁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瘋狂詆譭，幾次致仕離京，猶如一介寒儒，自己朝中爲官時，家中無一人雞犬升天，史書記載“居朝十載，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
總的來說，張璁改革雖然不算成功，但卻一掃明朝百年積弊，更爲後來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張璁改革孔子祀典，可謂打破了形式化的孔子崇拜，因此也被學者認爲是明朝文藝復興領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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