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連九族作爲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犯罪連坐制度，可以說是古代一種極爲嚴重的刑罰。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雖然“株連九族”這個詞語我們耳熟能詳，且族刑自秦漢時期便已經施行，但實際上“株連九族”在古代也很罕見，秦漢時期最重者也往往只是“夷三族”，而隋唐以後就連“夷三族”也都變得極爲罕見了。更爲重要的是，“株連九族”並未被列入歷朝歷代的法律條文。
族刑最早起源於親屬連坐制度，雖然早在夏商時期便已經出現了連坐制度，例如《尚書·甘誓》便記載了夏啓討伐有戶氏時的軍令，其中言道，“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但“連坐”之語最早卻是出自於《史記·商君列傳》中的“收司連坐”，而春秋戰國時期，也的確只有秦國執行的更爲徹底。
族刑被正式列入刑罰，則是在秦朝時期，《史記·秦本紀》有載，“(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秦朝丞相李斯便被處以了夷三族的刑罰。劉邦滅秦之後，爲收買人心雖然“除叄夷連坐之罪”，但也只是臨時性措施罷了，在西漢建立之後便重新確立，並於漢景帝時正式在法律上予以了恢復。
自秦漢以後，雖然後世王朝對於族刑基本予以了沿用，但縱觀歷朝歷代的法律條文，卻始終沒有出現“株連九族”這種刑罰，到魏晉時期“夷三族”還被提及，隋唐以後更是連“夷三族”都不見了蹤影。
例如根據《晉書》的記載，曹魏對於漢朝律法予以了沿用，同時明確了族刑的施行範圍，其中寫道“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腰)斬，親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與就、涿者，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秦漢乃至魏晉，即使是謀反，最終也只是被夷三族而已，根本達不到“九族”。
到了隋唐，“十惡”罪行正式被確立，其中“謀叛”以上者會被處以族刑，而這也成爲了後世王朝適用族刑的基本尺度。不過，唐初受“約法省刑”思想的影響，對於族刑的處罰範圍卻予以了縮小，刑罰程度也較前朝有所減輕，《唐律》規定，“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十五一(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材、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者，婦女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裏，不限籍之異同。”可見，唐朝即使對於“十惡”中首罪“謀反”者的族刑，也並未超出“三族”範圍，至於直接處死者更少。
宋元時期，基本沿用了唐朝律法的規定，只有元朝對此予以了微調，主要是將唐宋以來連坐妻女沒爲官奴改爲了賜予功臣爲妻妾，處罰範圍則沒有變化。
到了明清時期，在“重刑”思想的影響下，兩朝的族刑刑罰程度較之前朝更加嚴酷，然而即使如此，其處罰範圍仍然沒有超出“三族”範圍，只是在處罰程度上有所加重而已。
例如《大明律·刑律·賊盜》“謀反大逆”條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歲以上，不論篤廢，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清朝對此予以了沿用。
如上，雖然自秦漢以後歷朝歷代皆有族刑，但卻始終將懲處範圍控制在“三族”以內，而並未擴大到“九族”，所謂的“株連九族”並未被明確寫入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
“株連九族”的範圍難以界定，目前主要流傳着三種說法
正是由於“株連九族”這個刑罰並未出現在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導致“株連九族”的“九族”範圍，始終難以界定，目前廣爲流傳的主要有三種說法。
1、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主要指罪犯本人一族，即犯罪者之父母兄弟姐妹兒女，以及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兒及外孫一家;“母族三”，主要指罪犯母親一族，即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孃家、姨母及其兒子一家;“妻族二”則主要指妻子一族，即岳父全家老少和岳母孃家全家老少。
2、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其中“父族三”同樣指罪犯本人一族，相較於“父族四”只是少了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母族三”與前一種說法沒有區別;“妻族三”相較於前一種說法，則多了妻子兄弟一家。
3、上推四、下推四、橫推三。這種說法認爲，“九族”便是從犯罪者這一代向上推四代至高祖、向下推四代至玄孫、橫推三從兄弟。也就是說，犯罪者上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下至玄孫、曾孫、孫子、兒子，旁至兄弟、堂兄弟、再從兄弟、表兄弟、從族兄弟，全部被株連在內。
在以上三種說法中，目前最爲主流的便是第一種說法。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以上三種說法中的哪一種，幾乎都囊括了犯罪者的全部親屬，在那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結構下，可以說一個人的榮辱往往關係着整個家族的興衰。
株連九族歷史上僅一例，誅十族者也僅方孝孺一人
正如前文所說，“株連九族”雖然被人所熟知，但並未被明確列入歷朝歷代律法，因而歷史上真正被誅九族的寥寥無幾，族刑所施行的範圍，其實更多源於皇帝的一紙詔令。歷史上，真正見於史料被誅九族的其實只有一例，也就是隋朝的楊玄感。
楊玄感是隋朝司徒楊素之子，憑藉父親的軍功，楊玄感得授柱國，擔任郢宋二州刺史，後升任鴻臚卿、禮部尚書，襲封楚公。大業九年(613年)春，隋煬帝楊廣第二次東征高麗，楊玄感奉命督運糧草，彼時隋末農民起義已經爆發，楊玄感於是和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密謀反叛。
楊玄感的反叛最終以失敗告終，其本人自知罪無可赦，便讓弟弟楊積善將自己殺死，然而根據《隋書》的記載，楊玄感的這次謀反還是“罪及九族”，《唐六典注》則記載“楊玄感反，誅九族，復行轘裂梟首，磔而射之”。
而除了“誅九族”之外，在明朝疑似還發生過一次“誅十族”的事件。“靖難之役”後，朱棣從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並讓建文帝的寵臣、第一大儒方孝孺爲自己起草登基詔書，結果被方孝孺斷然拒絕。傳聞，朱棣以“滅九族”威脅方孝孺，方孝孺頂了一句“滅我十族又如何”，朱棣於是在“誅九族”的基礎上，又將方孝孺的門生加了進去，湊成十族予以誅滅。
不過，“誅十族”並非出自正史，《明史》中只記載“成祖怒，命磔諸市……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受方孝孺牽連者多達800餘人。但《立齋閒錄》、《寧海縣誌·方孝孺傳》、《明史紀事本末》、黃宗羲的《方正學孝孺》、《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等都有方孝孺被滅十族的記載，可見誅十族之事也並非空穴來風。
此外，朱棣在位期間，除了方孝孺之外，還曾疑似發生過一次“誅十族”事件，那便是建文遺臣景清，其因刺殺朱棣而獲罪，《明史》記載“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裏爲墟”，與方孝孺門人被牽連不同，景清似乎是整村都受到了牽連。
綜上所述，所謂“誅九族”、“誅十族”其實並不在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其只是作爲族刑的一種而被施行。在古代，族刑毫無疑問是最爲嚴重的懲處，至於施行的範圍到底多有大，是否會涉及到“九族”，則往往直接取決於帝王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