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後期，節度使的勢力大大加強，甚至到了獨攬大權的地步。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安史之亂是一場讓大唐傷筋動骨的叛亂，此後龐大的帝國便一蹶不振，直至滅亡。叛亂前安祿山的身份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是大唐肩負重任的邊將，竟背叛了深信他的唐玄宗而反戈一擊。
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安史之亂的爆發原因時，將目光鎖定在了大唐的邊防制度，認爲大唐就毀在了節度使制度上。
其實並不盡然，在安祿山之前，節度使制度已經實行了四十多年，手握大權的節度使不計其數，像蓋嘉運與王忠嗣，二人所掌握的實力甚至超過了安祿山，但他們卻並未造反。那麼，在這麼多節度使中，爲何唯獨安祿山造反呢?
手握重兵的將領，歷朝歷代都是皇帝防範的重點，大唐也不例外。爲了防止他們造反，朝廷在制度上設置了多重保險。
首先，大唐立國以來所施行的是府兵制。戰士們平時務農，戰時上陣，享受免除賦稅的待遇。全國有六百多所被稱爲“折衝府”的軍事組織，各有800到1200人不等，而且有四百多所分佈在長安、洛陽，以及李唐起家的大本營太原，這個三角區域周圍。
而邊疆地區，只有隸屬於各都護府或都督府的少數警戒部隊。一旦發生戰事，各折衝府召集兵力，由皇帝指派的將領帶隊出征。完全是內重外輕的軍事格局，沒有將領造反的隱患。
後來由於多種原因，府兵制逐步瓦解，募兵制取而代之。所招募的士兵基本脫離了生產，成爲職業化軍人，有助於軍隊戰鬥力的提高。隨着募兵制的施行，邊疆地區的“節度使”制度也應運而生。景雲元年，唐睿宗任命薛仁貴的兒子爲薛訥爲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使就此誕生。
雖說節度使權力很大，所轄區域內的軍、政、財大權一把抓，爲邊將造反提供了溫牀，但是大家不要低估古代統治者的智慧，爲了防止邊將造反，他們總結了“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三項準則。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將軍，不讓邊將們久處一地，培植個人威望，很好地防止了他們做大做強。
但唐玄宗即位後，對邊功的追求比較狂熱，只要能打勝仗，什麼準則都棄之若履。宰相張說、蕭嵩、李林甫、楊國忠都遙領節度使;有能力的大將兼任現象比比皆是，王忠嗣竟腰掛四鎮節度使大印;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這些將領熟悉了所處的邊疆狀況，能打勝仗，自從當了節度使就沒挪過窩。
爲了邊功，玄宗拋棄了三項準則。不過，別擔心，此時朝廷對於邊將的制約還有一道保險，便是“出將入相”這條規矩。
大唐時期文官武將的區分並不明顯，而且大家都熱衷於擠在京城當官，任命到地方去當個獨掌一方的三品刺史也都哭喪着臉，感覺像被流放。於是朝廷制定了規矩，不在地方任職而想當京官，沒門。於是，去當地方官職最高，最容易立功的節度使，便成爲當宰相的捷徑。
所以，當時擔任節度使的高官們，在任上都想着法立功，讓戰功成爲進身宰相的墊腳石，並沒有培植個人勢力想法。比如，張說、李元紘、蕭嵩、牛仙客、李適之，都是通過先擔任節度使，再入朝爲相。
但是，李林甫擔任宰相後，最後一道保險也被拿掉了。因爲李林甫擔心這些出將入相之輩動搖自己的地位，於是，他給玄宗出了一個很餿的主意：建議啓用身份低微的胡人擔任邊將，胡人既勇猛善戰，又無在朝中結黨的可能。
一心想着開拓邊疆的玄宗竟同意了這個建議，這樣一來，所有的保險均不復存在。邊將之所以不造反，僅僅靠着那顆對朝廷的忠誠之心。但所謂忠心，看不見摸不着，有幾分可信呢!從表現來看，似乎安祿山纔是最忠誠的將領。
皇帝貪圖邊功，宰相自私自利，使節度使制度被一改再改，不但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反倒像是爲安祿山的造反量身打造。所以，安史之亂的爆發的原因並非節度使制，制度並沒有錯，而錯在了制定與施行制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