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爲什麼說元代“庸醫氾濫”?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
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
史料稱，關漢卿曾任“太醫院尹”，但元代無此官，或“太醫院戶”之誤，即關漢卿出身醫戶，熟悉行內事。
賽盧醫之外，還有“糊突蟲”(元雜劇《降桑椹》)，給富豪診病時，“他有一分病，俺說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說做百分病。到那裏胡針亂灸，與他服藥吃。若是好了，俺兩個多多的問他要東西錢鈔;猛可裏死了，揹着藥包，望外就跑”。
元代是中醫史上的黃金期，一掃宋代醫學陳陳相因、只論“傷寒風冷”的舊格局，醫生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且是儒醫定型期，爲何元雜劇中醫生的形象如此不堪?
藝術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元雜劇忠實地再現了當時“庸醫氾濫”的窘況。
明刻本《感天動地竇娥冤》繡像
分不清儒學與醫學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在《元史》中，這樣總結道。
中原自古以文明自豪，士大夫無法解釋蒙元爲何成功，因而提出，元朝善用“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實天運所歸。
元朝確實很重視技術，尤重醫學。
散曲大家張養浩曾說：“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招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學官置提舉、教授、正、錄、教諭，俾理其戶而訓迪其生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官之。”
唐代太醫署僅正五品，金代也是正五品，乃至後來明清，都是正五品。元朝一開始便三品，又升爲二品，高於歷代。在太醫院，採取儒學教育方式，設不同教師職位，學生畢業後不經吏部銓選，可直接在太醫院上崗，進而當官。
可見，憲宗過去一直把儒家當成了醫學。
儒生多以醫上位
元朝統治者有這種誤會不奇怪，因早期被重用的儒生多以醫上位。
窩闊臺滅金時，欲屠汴京，鄭景賢力諫乃免，“所全無慮數十萬人”。窩闊臺一度想讓鄭當中書令，總領百官。中書令是最高行政官員，與樞密院(掌軍事)、御史臺(掌監察權)並列，一般由太子兼任。不過，中書令下有左右宰相(元朝以右爲尊)，實際掌權的是右宰相，中書令多屬虛銜。
在鄭景賢推薦下，耶律楚材受重用。耶律楚材精通醫術和占卜，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身邊還有另一位儒醫許國禎，徵雲南時，許國禎追隨謀劃。
至於蒙哥身邊，也有儒醫顏天翼。未登基前，蒙哥“素聞其名，因來朝奏請與俱還”。登基後，“日侍左右，凡有事於諸神、降香、嶽瀆，輒使代行。”顏天翼性謹慎，皇帝“問天下利疚，知無不言;問以國政，則謝不能”。
理學名臣竇默也因醫入仕，竇默善鍼灸，傳給女婿劉執中，劉後來也當上少中大夫(從三品)。此外還有韓公麟、汪斌等。
不僅能當文官，元朝醫生還能當武將。劉哈喇八都魯，漢人，出身世醫之家，以軍醫身份參加征討昔裏吉之戰，卒因軍功，官至御史中丞。
儒醫有了發揮空間
元代醫生厲害，由二元管理體制決定。
蒙元高官出身二途：一是那彥，即部落貴族;二是怯薛，又稱“大根腳”，即親兵，多由貴族子弟充任。那彥似諸侯，皇帝有聖旨，那彥有“令旨”。在稅收上，民戶交給皇帝“兩戶絲”，即每戶半斤，交給那彥“五戶絲”，即每戶0.2斤。正稅之外，皇帝與那彥都可隨意加稅。
在古代，從醫頗受歧視。魏晉時期葛洪是名醫，卻“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唐代孫思邈有文名，魏徵奉詔修史，多次拜訪孫。只因當過醫生，史籍將孫思邈列入方技，不入儒林。孫思邈說：“朝野士庶鹹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宋代朱熹也感慨道：“思邈爲唐名進士，因知醫貶爲技流，惜哉!”
唐代還有一惡習，即殺醫。868年，同昌公主病逝，唐懿宗殺醫生及其親屬300餘人，連宰相都罷免了。
直到元代，儒醫才真正走向實踐。
沒有科舉 儒不如醫
爲什麼元代儒醫能腳踏實地?因爲元代儒生無發展空間，轉去行醫。
元代採取“諸色戶計”制度，此詞唐代已有，元代正式推行，即將民戶分爲軍戶、站戶(負責驛站接待)、匠戶、屯田戶、打捕戶、竈戶、礦戶、儒戶、僧戶、道戶等幾十種，子承父業，不得更改，不得移動，有專人負責(僧戶、道戶除外)。
“諸色戶計”是從軍事組織中發展出來的管理方式。不同戶的稅收不同，醫戶較優惠。除“兩戶絲”“五戶絲”外，每年另交3兩包銀，以紙鈔支付。如是醫學教授，絲銀皆免。
儒生上位，只能靠科舉。耶律楚材曾建議“用儒術選士”“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但這類考試很快停止。忽必烈和他的太子真金贊成恢復科舉，卻一直沒執行。
忽必烈可能是對宋代因讀書人過多，造成社會危機，有所顧慮。宋代重文教，出現了大量鄉村知識分子，學者賈志揚推算，宋代可參加科舉的男性佔20%，其中3.2%的人每年參加鄉試，造成巨大社會浪費。
沒有科舉，儒不如醫。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之說，醫排在第五，儒排在第九。
當官容易開始鑽空子
元仁宗時，正式恢復科舉，但終元之世，總共只有16次科舉，收進士1139人，相當於同時期官員的4%左右，且“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
相比之下，從醫入官更容易，元代不歧視醫生，在修《宋史》中便明確提出：“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輕視)之哉?”
此外，醫戶包銀在太醫院系統內收取，太醫院在各地設管理者，組織醫戶每逢朔日和望日拜三皇廟(定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爲初祖，始於元)，探討醫術，並繳包銀。可太醫院無執法能力，管不住江湖遊醫。
“庸醫猛於苛政也”
元至大四年(1311年)，刑部呈文：“比年來，一等庸醫不通《難》《素》，不諳脈理，至如藥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煉之制，既無師傅，詎能自曉。或日錄野方，風聞謬論，輒於市肆，大扁‘儒醫’，以至閭閻細民，不幸遭疾……似此致傷人命，不可縷數。”
據任冰心在《元代“庸醫氾濫”之歷史解讀》中統計：金元四大名醫之一的朱震亨，5位親人死於庸醫之手;醫學教授李君之父被庸醫治死;《抱一翁傳》中，記庸醫案例12個，《滄州翁傳》中13個，《攖寧生傳》中15個……
百姓受害，貴族也難免。至元七年(1270年)，元帥也速歹兒的夫人因醫生鍼灸失誤而死。元世祖忽必烈以下，9任元朝皇帝均短壽，平均壽命僅26.9歲，平均在位時間僅2.9年，與醫術差應有一定關係。
問題關鍵在於，二元管理體制造成政出多門，隨着“諸色戶計”崩潰，社會陷入無序，元朝氣數已盡。明明是醫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卻搞成歷史上庸醫最氾濫的時代，令人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