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啓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從人類社會脫離原始部落生活，開始建立國家政權，中國在小農經濟的社會結構下，出現了農民這種特殊的職業身份。但是這一身份一直遭受着上層社會人士的低看，甚至出現了對農民羣體的形形色色的蔑稱。當然，從歷史潮流方面來看，隨着經濟的發展，“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結構本應有所改變，但是在宋朝社會，這樣的蔑稱也並沒有消除。
經過對中國歷史的一系列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自先秦時代開始，對於農民就有了類似“野人”的稱呼，而這樣的稱呼是極具政治貶低性質的。此種情況在唐宋時期也同樣存在，並且由“野人”變爲“村夫”，這一不僅僅是對於農民這一身份的蔑視，更是對於整個農民階級的低看。這種污名化的稱呼，深刻體現了宋代階級關係的不平等。
深刻剖析宋代農民蔑稱的歷史，不難發現背後有關宋代的城鄉關係及其發展。本文將以階級關係的視角，通過對宋代農民蔑稱的分析，進一步說明宋朝特殊的城鄉關係。
歷史上的宋朝與農民
1.歷史上的農民
“農民”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產物，是隨着中國進入“國家”這一歷史名詞而出現的。因此，每一個階段，要想深刻研究並且明瞭當時的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必然不能繞開“農民”一詞。與此同時，每個歷史時期的建設道路，都離不開對於農民階級關係的探究。不同時期，“農民”所代表的含義有所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爲五個階段，在古代社會，“農民”逐漸從單一的社會職業整合爲職業和身份雙重含義變化。
古代中國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國家，在我國曆來探討的“三農”問題當中，“農民”問題是最爲棘手的，中國古代社會中，“農民”一詞的含義逐步演變爲雙重內容，即職業融合身份，“農業”的興盛和發展伴隨着“民”字的起源，“農民”也成爲日後典籍中常出現的內容。依古籍來看，中國的農業是在原始社會的遊牧發展，加上依黃河而居的生活而逐漸被人所習慣的。
性別上的自然分工，婦女成爲原始農業的發明者，因此學者認爲，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看，它的出現正是社會分工的結果。而“民”一字實則是炎、黃、夷三族聯盟而成，這三族合成一個氏族，在與苗族的鬥爭中，由苗族所俘獲的三族之人稱爲“民”。
但是當時的“民”也並不是一個尊重的稱呼，而是指最爲“衣不遮體”地“奴隸”。“農民”依《禮記》所記，是古時四民之一，不論是神農氏的神話故事中，還是在先秦典籍對“禹”的懷念之情，都認爲“農民”整個國家的“衣食父母”。
2.歷史上的宋朝
宋朝與其前一代的唐朝相同，是以租佃製爲主導的農業父系氏族，在這樣的階級關係中，鄉村的租佃制屬於從屬地位。宋朝階級地位中處於最底層且人口第一的便是農民，宋朝農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同時收到地租，高利貸和天子官府等三個勢力的苛捐重稅的壓榨。農民手中的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兼併，被迫以出賣勞動力爲生。宋朝的非主體部分是城居的郭坊戶，他們大多實行大工商業的合夥或者僱傭制度，但是這一新興的制度並沒有使宋朝以租佃製爲主的農業社會走向沒落，“農民”的地位依舊沒有提升，“鄉野村夫”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由人口口相傳而傳播至今的。
雖然宋代不再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而且市坊經濟和工商食官制興起，但是糧食等經濟作物的增產也並沒有能夠改變農民的命運，反而導致在城中的一部分手工業者能夠更加快速地聚攏財產。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農民這種依靠勞動力的謀生方式更加受到摒棄，對於農民的稱呼也就更加具有蔑視意味。
農民蔑稱下的城鄉關係
中國古代一直是“重農抑商”，舊時有一個常用的稱謂爲“重本”，即重視農業爲主的本業，總而言之，歷朝歷代對於農業的重視纔是抓住了本業，那麼大力興商業便成了“貴末”，城鄉經濟發展正是大力發展了工商業而忽視了對於農業的發展，當然這也成爲之後農民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收益好的年代，一般情況下總是將一些生產條件好，收益豐富的農民稱爲“上農”，有田方能耕，置田業即“農業”。而到了宋朝，工商業的大力發展彷彿是阻擋了農業發展的道路，伴隨着商業經濟的露頭，“耕人”、“耕夫”成爲對於農民的常用詞，但是已然與“上”字有所區分，甚至之後的“野人”更是顯現出城鄉關係、工商業發展在農民稱呼方面的影響。
宋朝的城鄉關係不能說是最爲典型的，但卻是值得探討的，宋朝的城鄉經濟是城坊經濟和農村經濟的有機結合。唐宋以前，城鄉市場不很發達。
甚至連日本學者斯波義信都認爲：“唐代以前，既沒有進入地方貿易體系中的週期性市場，也沒有發達的遠距離貿易生存條件。”
正是宋朝時期的城鄉經濟的輻射式發展，給宋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條活躍發展之路。
農民起義——“蔑稱”壓迫下的反抗
宋朝可以說是農民運動最爲“興盛”的時期，追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結爲四點，無外乎是土地、人口、賦稅和徭役，在這四個影響因素中，土地以及小農的關係成爲了農民起義最爲深層次的導火索。要想透徹地瞭解具體的內容，我們不禁反覆詢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
1.爲什麼農民起義在宋朝頻發?
城市鄉村在發展當中，必然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現象，當然這也是每個時代都存在的。《資治通鑑》中講到：“耕稼不足以供給，由是羣衆亂起之由。”在著名的起義活動中，也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口號“均貧富”。相對於給農民的蔑稱，在起義的過程中，我們也能夠發現農民羣體對於統治階級的不滿，“王侯將相”是一種指代，更是對於“鄉野村夫”的對應。
由此可見，宋朝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主要是朝廷對勞動人民在各個方面的壓迫加劇。宋朝商品經濟雖然發達，但是在側面卻更加激化了小農經濟當中，城市與鄉村中的思想和經濟方面的兩極分化，之後的農民起義，自然也成爲當時社會環境下必然的產物。
2.爲什麼宋朝農民起義不能夠規模化?
縱觀宋朝歷史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已然達到一百多次之多，但是整體規模卻只能用“小打小鬧”來形容，有的甚至小到難以在史書上一筆帶過。一件事是否可以成功，要擁有各種條件的支持，那麼我們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評判宋朝的農民起義。要知道，在古代社會，僅僅依靠信仰來有所成就是十分艱難甚至完全沒有希望的，農民起義也是這樣的，總是要有一系列的外部和內部原因的推動。
不論農民還是任何階級，對於蔑稱當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這並不能成爲農民起義成功的理由，更不能因爲情緒上的煽動就使“革命”的隊伍無限擴大，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得不驚歎於宋代統治者的精明之處，簡單來說就是剝削但又不至於讓人活不下去。
3.爲什麼宋朝農民起義沒有獲得最終的成功?
宋朝農民起義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不堅定是難以成功的一大原因，宋朝統治者對於起義的農民總是存在一些積極的政策，例如：減輕徭役、土地制度改革、商業發展的寬鬆和重視士人的招募和啓用。
在這方方面面的政策籠罩下，最終限制了宋朝農民起義的發展，此外，宋朝還大力採用“募兵制”，使整個宋朝的國民不再頻繁強制徵兵，從而進一步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正是由於宋朝的一系列措施，才使得農民起義難以成得大氣候，同時相對北方各家少數民族政權，對宋朝的威脅都有點不值一提。總的來講，宋朝時期的農民既不幸福，也不痛苦，只能在相對戰亂的氛圍中求得生存，這也是在歷史中難能可貴的部分了。
總結
“農民”是自我的主體，對於農民的看法主要是取決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即使在宋代乃至不同的年代，農民被人所低看，但是這並不能成爲在現代社會排斥農民的理由。無論是在古代封建社會還是在現代新經濟建設時代，農民都是最有力的主力軍，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
對於“農民”的蔑稱問題，這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由種種因素決定的，同時它又推動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演進。
“人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人人創造歷史，人人承受歷史”，中國計劃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確立，使農民的身份與地位、價值觀念與角色內涵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當中，“農民”既是現代化國家發展的主體部分，更是具有自尊的個體，是新中國真正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