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晚清民國史，定格多少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印象，又延伸出多少中國人對自身民族性的批評，似乎那時，中國人什麼都不是，只是靜待被宰割的羔羊。現代的人們似乎都認定了晚清是一部屈辱史，就算是教科書也是這樣闡述的，我自從開始接觸歷史以來，也一直是這樣認爲的，但當我再次翻看袁世凱信封札記時，突然想到了李鴻章、左宗棠、梁啓超、攝政王載灃甚至光緒。我發現他們這些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絲共性，他們並沒有同時登上歷史舞臺，而是間隔性的，每個人幾乎都是自己所在時期的主角。無論他們是忠於朝廷還是忠於國家，他們都在無時不刻的詮釋着“自強”二字。因此，我認爲晚清和民國其實是一部自強史，但這份自強中卻透露出些許無奈。
晚清時，天下大局早已變幻，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個世界，而晚清卻仍然是那個封閉的清朝。當晚清貴族突然醒來時，華夏文明圈似乎早已名存實亡，列強早已蓄勢以待，都希望在清朝這鍋粥裏分得一杯羹。但這並不是屈辱的開始，事實也證明中華民族也並不是靜待宰割的羔羊，這僅僅是自強的開始，可以這麼說，沒有經歷過磨難的民族，很難想象受盡磨難的民族對於自強的強烈渴望。無論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還是辛亥革命，若我們不用現在的眼光去批評他們的侷限性，其實他們都是自強的過程。這些運動從一開始，就沒有摻和任何的私利，他們謀得是國家的自強。
洋務運動，一場器物的運動，當時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不談政治，經濟，文化。只談軍事，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成果。1871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日本開始策劃及實施徵臺之役，1874年3月，清廷派出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率船去臺灣巡防並負責交涉。日本當時的兵力並不強，尤其是海軍，只有原幕府的5艘舊兵船和3艘運輸船。所以日本迫於壓力不得不退兵，後來沈葆楨奉命在臺灣設防，調1艘軍艦駐臺北，6艘軍艦駐澎湖練習合操陣式，2艘軍艦分駐廈門、福州以固門戶，另調3艘商輪接運淮軍赴臺和運送軍火。上述所有軍艦除一艘外，其餘都是福州船政局所造。至於後來爲何會簽訂《北京條約》，則是迫於美國的壓力。然而，後來的甲午海戰將洋務運動的成果毀於一旦，這場戰役爲何會輸，其實也是器物的不如人與決策的失誤，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有目共睹的，上至皇帝，下至妓女，無不出資爲國家建設出力，這種全國動員在中國古代史很少出現，就算是近代，也只有抗日戰爭算是半個。
再加上晚清時的百姓對於海防這麼遙遠的事情也並不是關注，他們只求生活穩定，追求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活，而朝廷，已是混雜一片，處在你爭我鬥之中，有才者權利的行使到處受到掣肘，而且科舉制式的選人制度早已過時，朝堂上多是八股腐儒，真正如李鴻章，左宗棠之類的實幹家又能有幾人?就算是李鴻章這種權利極大的臣子，也處處受到掣肘，上不正，周圍不正，只圖幾人之力，焉能成功?再退一步講，李鴻章本身也是科舉制下的人，他的思想也只有儒學，在年輕時沒有遊學各國，對西方制度也並不瞭解，能夠提出洋務運動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何談改制，這種無奈是歷史賦予的，無怪李鴻章。
再看戊戌變法，在改革上，條條陳列，非常詳細，若改革成功，必能走向強國之路，然而維新派最終敗在了“急”上，改革派所陳條列如：開放言路，精減機構，任用新人，工商立國，富國養民，鼓勵民辦企業，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改用西洋軍事訓練。可謂是治國之策，然終究敗在自己手上。一腔熱血也只能付之東流。梁啓超曾經總結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曾說：“一是光緒帝無權，二是守舊官僚的反對”。可見當時頑固派是何其守舊，然而他們的守舊卻僅僅是爲了自己的私利。其實，失敗的最終原因應該是缺乏民衆基礎，但是這個原因必然存在，因爲歷史並沒有留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喚醒民衆，所有的議程只是在紙上，只靠變法的幾人振臂高呼，根本不可能，甚至會被百姓誤認爲瘋子，上有官僚集團反對，下喚不醒百姓，結局也只能是失敗了。其中無奈是任何人都無法體會的。
對於辛亥革命，應該是最成功的，但是這段時期，有一些事情必須說明白，一、袁世凱並不是竊國者，二、縱使孫中山一直就任大總統一職，孫中山也無法統一全國。辛亥革命推翻的不僅僅是清王朝這麼簡單，也不是廢除封建帝制那麼簡單，當然也不能否認廢除封建帝制是一件大事，但是，這次運動後，造成了中國羣龍無首的局面，就是孫中山競選大總統這件事，也無法服衆，早在晚清末年，李鴻章就曾認爲，若晚清這座破屋一旦倒塌，必將造成軍閥混戰的局面，所以自己纔要做裱糊匠，所以從當時的局勢來看，必須有一位權威人士主持大局，其實這時候袁世凱已經成爲不二人選，。然而，擔任職位的開始既是他開始爲國自強的開始，也是他無奈的開始。在擔任大總統後，袁世凱就步上了改革的征程，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式曾說：“我們需要改革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然而，由於後來的“二十一條”讓袁世凱跌入名譽深淵。其實我們應該認真的瞭解一下這個過程，其實袁世凱是最恨日本人的，這個可以從已有史料瞭解，從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到5月7日日本發出限時48小時答覆的最後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現在對照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存的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硃批原件，可以發現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日本臣民在滿州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圏出“或購買”3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土”。最後，他寫道：“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在簽訂過後袁世凱曾說：“雖然膠州灣有望收復，主權亦勉得保全，然南滿權利，損失已多，創鉅多痛，引爲漸憾，己則不競，何尤於人?我之積弱招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鮮，有以致之。顧謀國之道，當出完全，而不當擲孤注，貴蓄實力，而不貴鶩虛聲。切不可圖逞血氣，任意浮囂，甲午。庚子覆轍不遠，凡我國民，其共戒之!”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歷史給出的侷限性，縱使偉人，也無法改變，只能蓄力待變，只一個“無奈”可形容。因此晚清至民國是一個自強的過程，也是一個無奈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