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又稱爲《前漢書》，這是由中國東漢歷史學家班固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爲“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漢朝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爲一百二十卷，全書共八十萬字。
作者介紹
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漢朝東漢時期歷史學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生於漢朝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卒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歲。班固自幼聰敏，成年後博覽羣書。著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班固死後，《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劉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
班昭(約45年～約117年)，又名姬，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漢朝東漢時期史學家、文學家、儒客大家。史學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十四歲嫁同郡曹世叔，故後世亦稱“曹大家”。
馬續，字季則，生卒年不詳，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伏波將軍馬援侄孫，將作大匠馬嚴第七子，著名經學家馬融之弟，漢朝東漢時期將領。
創作過程
寫作背景
《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爲其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
班固的父親班彪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於是爲《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22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鉅作。
形成過程
工作開始幾年，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後人瞭解歷史，從中獲取教訓，並無毀謗朝廷之意，後來班固無罪開釋。漢明帝賞識班固的才能，任命他爲蘭臺令史，俸祿爲六百石，後升遷爲郎，下詔讓他完成他父親所寫的書。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率兵伐匈奴，班固隨其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事，打敗匈奴後，班固刻下勒石燕然山的銘文。
洛陽令種競被班固喝醉的的家奴謾罵，記恨在心。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而被免官職，種競趁這個時候逮捕班固，把他關押起來，日日以鞭打羞辱他，最終班固死在獄中，年六十一歲。
班固死後，《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劉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藉助東觀藏書閣所存資料，續寫班固遺作，然而“八表”完成後，班昭便去世了。同郡的馬續是班昭的門生，博覽古今，漢和帝任命他補寫成剩下的“天文志”。
內容體例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上起劉邦被封爲漢王元年(公元前206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以西漢一朝爲主，同時亦囊括了四年楚漢之爭，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共八十餘萬字。
到了唐代，顏師古認爲《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爲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爲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書中所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漢朝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漢書》的這一部分，多用《史記》舊文，但由於作者思想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漢武帝以後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固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因此《漢書》比《史記》更顯得有史料價值。
紀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是從漢高帝至平帝的編年大事記。
雖寫法與《史記》略同，但不稱本紀，如《高帝紀》、《武帝紀》及《平帝紀》等。由於《漢書》始記漢高祖立國元年，故將本在《史記》本紀中的人物如項羽等改置入傳中;東漢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故將王莽置於傳中，貶於傳末。
表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錶，新增漢武帝以後的沿革。
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藉記錄統治階層來達到尊漢的目的。後二篇爲《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其中《古今人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爲標準分爲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時期的官制。
志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
由於《漢書》已用“書”爲大題，爲免混淆，故改《史記》中的“書”爲“志”。《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將《史記》的“禮書”、“樂書”改爲“禮樂志”，將“律書”、“曆書”改爲“律曆志”;將“天官書”改爲“天文志”，將“封禪書”改爲“郊祀志”，將“河渠書”改爲“溝洫志”，將“平準書”改爲“食貨志”。
同時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藝文志”、“地理志”，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西漢一朝的歷史。其中，《地理志》詳述戰國時期、秦朝、西漢時期的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名門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另一角度看，是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資料。《天文志》保存上古至漢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食、月食等天文資料。《刑法志》概述上古至西漢時期的刑法，並且點出漢文帝、漢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漢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的惡果。《食貨志》詳述上古至漢代的經濟發展情況。《溝洫志》則記述上古至漢朝的水利工程，並說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傳
《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爲列傳，同時以時代順序爲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爲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
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爲標題。《漢書》列傳中有關文學之士的部分，多記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內容，如《賈誼傳》記有“治安策”;《公孫弘傳》記有“賢良策”等，這些都是《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傳》、《循吏傳》、《遊俠傳》、《酷吏傳》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傳》、《元后傳》、《宗室傳》，這些也是《史記》所沒有的。四夷方面，有《匈奴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西域傳》等三傳。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傳”最後一篇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列傳”以記載西漢一朝爲主。“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
文學風格
《漢書》因受詔作書，文字比較嚴謹，長於敘事和描寫人物，詳贍謹嚴，藝術成就甚高，亦能暴露現實和反映生活。文字則整煉工麗，文字着重彩藻，用賦家的筆墨來寫歷史。
相關注疏
《欽定前漢書》(現存11冊)
《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於與班固同時代的人，都必須爲《漢書》作音義的註解纔可以讀懂。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爲《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
關於《漢書》的注本，唐朝以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清朝的王先謙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漢書補註》，該書旁採諸家之說，經多年研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爲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爲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代楊樹達的《漢書窺管》及《漢書補註補正》，也可以參考閱讀。
史學地位
開創了斷代史體例
《漢書》開創了斷代爲書的先河，體例亦爲後世所沿襲。因爲自秦漢以來，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更合乎作者的心理，因前朝已經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所以《漢書》一出，此後正史均以斷代爲史。
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另一方面，《漢書》也保存了珍貴的史料，西漢一代有價值的文章，《漢書》幾乎蒐羅殆盡。它既襲用《史記》的資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錄人物的同時，多引述其政治、經濟策論，如《賈誼傳》收入《治安策》、《晁錯傳》收入《言兵事書》等。同時，也爲史事拾遺補缺，如《蕭何傳》增補了“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的史事。《漢書》也記載少數民族歷史，繼承了《史記》爲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爲《西域傳》，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都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
《漢書》十“志”，《食貨志》爲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敘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爲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郊祀》、《刑法》三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歷》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開創了目錄學
班固也開創了目錄學，《藝文志》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爲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它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爲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確立書志體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爲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爲依歸。書志體也成爲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評價
天一閣收藏明刻本《漢書》
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朱熹將所藏《漢書》44部送白鹿洞書院，“以備學者看讀”。
晉代張輔：“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範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激烈的批評，他認爲班固寫史“斷漢爲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鄭樵《通志》：“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爲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