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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在“農戰”政策以及二十級軍功爵制的刺激下，戰場上的秦軍堪稱腦袋收割機，他們“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多次出現單場戰鬥斬首敵方數萬、十餘萬甚至幾十萬的記錄，這也是秦國被稱爲“虎狼之國”的重要原因。
那麼，秦軍在消滅對方軍隊、搶下城池後，對於那些沒有武裝的尋常百姓是怎麼處理的?是像後世戰亂時期那樣大肆屠城，還是妥善安撫、收爲己用?史記中的記載，與我們的想象完全不同。
“屠城”未見記載，“遣返”反而常見
屠城，是古代戰爭中最爲血腥、最不人道的行爲，楚漢相爭中的劉邦、項羽都有過這類劣跡;甚至吟唱着“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貌似頗有悲天憫人情懷的曹操，這種事也幹得不少。
而“屠城”這個字眼，最早正是出現在戰國。《荀子·議兵篇》中說：
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
結合上下文來看，荀子想要的意思是：行軍作戰，不能亂殺無辜。對於負隅頑抗的敵人絕不手軟，但對那些主動退讓的敵人則要網開一面;對於尋常老百姓，則更不能橫加屠戮，除非他們幫助敵人，即“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因此，打仗要愛憎分明，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前來投靠的則免除其罪過：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貢。
那麼，在戰場上兇殘無比的秦軍，是不是同樣熱衷於屠城呢?筆者查看了《史記》、《戰國策》、《資治通鑑》，並未看到此類字眼，反而發現了秦國數次向對手歸還人口的情況：
公元前324年，“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張儀帥秦軍奪下魏國的陝邑(今河南省陝縣)後，將城裏的魏人歸還給魏國;
公元前314年，“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曲沃即如今的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
公元前286年，秦將司馬錯率軍攻打魏國，後者被迫獻出安邑求和。安邑是魏國前期的國都(位於今山西省西南部運城市內)，秦國接受此城後，把城裏的魏人趕回了魏國：“秦出其人歸之魏”。
而在趕走敵國百姓後，秦國則開始從本土向這些佔領區遷徙人口：
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
公元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打楚國後，也採用了這種方式：“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
第二年，白起大舉伐楚，佔領了鄢、鄧，其後秦國仍選擇從國內遷移罪人予以填充：“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
由上可見，秦國對上述佔領地採取的是“騰籠換鳥”之策，驅趕敵方百姓、安置本國人口。
秦國爲什麼不吸收、消滅敵國百姓?風險太大
那麼，秦國爲什麼要如此大費周章，直接消化原有的百姓不行嗎?或者退而求其次，既然人頭等於軍功，秦軍爲啥不把這些敵對方的百姓全部殺掉?遣返後豈不增加了對方的實力?
筆者認爲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秦國鼓勵以首級換取軍功，但這隻限於戰場上。據《商君書》記載，每次戰鬥結束後，秦軍都會將獲得的首級示衆三天，確認無誤後方能因功授爵：
以戰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將軍不疑致士大夫爵。
這既是爲了杜絕軍人割取陣亡戰友首級的現象，也是爲了防止一些將士“殺良冒功”。但這並不是出於心慈手軟。
秦國變法的核心手段只有兩個字：賞罰。但這裏會出現一個問題：按照秦軍動輒斬首數萬、數十萬的戰績來估算，秦國人豈不個個都能享受榮華富貴?
沒這麼容易。秦國的法治思路是：“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即獎賞的標準極爲苛刻、懲罰卻毫不手軟，甚至是“輕罪重罰”，既能讓讓人們珍惜爵位、不敢輕易違法，還可以消耗功名、將財富收歸國有。用我們現代語言來說，這就是“套路”。想拿毫無抵抗力的老百姓來換軍功?門兒都沒有。
因此，秦軍不需要屠殺對方老百姓。
其二，秦國的目標是兼併天下，而不是屠殺
無論秦國也好、三晉也罷，說到底同爲華夏族;那些諸侯國，祖上要麼是親戚、要麼是重臣，說白了都是“自己人”。
但只要存在利益，就會有產生衝突和戰爭;隨着各國的發展、姻親關係逐漸疏遠，春秋時期日漸“禮崩樂壞”，各國間開始了持續不斷的兵戈相向。不過在那個時期，除了“大魚吃小魚”的兼併外，大國間的戰爭目的是稱霸、問鼎中原，戰場上的行爲相對剋制，獲勝方往往大規模抓捕俘虜，用以充當奴隸、換取財富。
而在戰國時，大國間也開始了殘酷的兼併戰爭。但各方相對均衡的雄厚實力，決定了這是一場持久戰;因此，在戰場上儘量消滅對手有生力量就成了普遍操作。
對於尋常老弱婦孺，則沒有這個必要性。結合上文荀子的言論來看，大肆屠殺平民百姓的行爲在當時並不爲各方接受。屠城固然能極大削弱對手的實力，但帶來的副作用更可怕：
使本國貼上殘暴、堪比蠻夷的標籤，徹底淪爲衆矢之的，連橫、合縱等外交策略將會遭受極大阻礙;
逼迫各國軍民在今後負隅頑抗、拼個魚死網破，客觀上會大大增加軍隊的攻堅力度，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從這個角度而言，秦軍不能屠殺對方老百姓。
其三，本國人更靠譜
秦軍搶下來的城池，既是擴充本國實力的財富，也是今後發動進一步擴張的前沿。因此，秦國對佔領地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穩。即：必須保證城裏的百姓絕對可靠、不會在背後捅刀子，避免讓秦軍面臨腹背受敵、基地被端掉的處境。
而在那時，各諸侯國經過數百年的各自爲政後，互相間的差異越來越大，文字、貨幣、度量衡、道路規格都不盡相同，互相間的認同感無從談起;
此外，秦國與三晉常年交戰，動輒在戰場上斬首數萬、十餘萬，各國對秦人抱有深仇大恨。如後來黃歇勸說秦昭襄王時所言：
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
這些矛盾，並不是短期內就能消融的，與其在身邊埋雷，不如將他們悉數遣返。(同時由黃歇這句話可知，秦國殺死的只是成年男子，並未涉及婦孺)
以上只是從秦國的角度進行分析。若從東方各國百姓的視角來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確實不願意當秦人，但跟仇恨無關。
”強扭的瓜不甜”，各國百姓難以接受秦制
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
公元前262年，當韓國上黨地區淪爲孤島後，郡守馮亭這樣的一番言辭，成功將禍水引向了趙國。趙王爲什麼會對此不深信不疑?因爲這句話所言非虛。
《商君書·徠民第十五》中說，秦國地廣人稀，已被開墾的土地還沒佔到國土的2/10;但反觀隔壁的三晉(韓、趙、魏)，雖面積狹小，卻人口衆多，他們的房屋錯綜複雜、密密麻麻的疊在一起，甚至有一半國民挖洞而居。
但這些三晉百姓就是不願意來秦國。至於原因，可以歸結爲兩個字：怕苦。
在“農戰”體系下，秦國的老百姓只有兩條路可以走：打仗、種田，其他的諸如經商、遊學、偷雞摸狗都是被明文嚴厲禁止的。同時，努力幹活會得到獎賞、偷奸耍滑將受嚴懲：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
即：幹活賣命，耕織成績優越的，可以免除徭役;而因爲不務正業以及偷懶而導致貧窮的，直接剝奪人身自由、發配爲奴隸。
這種日子，三晉百姓可受不了。《商君書》稱：
其寡萌賈息民，上務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以處。
很多三晉的老百姓靠經商獲利，上無爵位、下無土地住宅，靠着耍奸欺詐的工商業來維持生計。
《史記·貨殖列傳》也稱，趙人“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爲倡優”，就是喜歡玩耍、賭博、盜墓，同時還很會享受生活;野王地區百姓則“好氣任俠”，相當豪氣、瀟灑。
所以，即使隔壁的秦國日漸富裕，三晉百姓仍不願意入秦，正是因爲“秦士戚而民苦也”，即：秦國雖富裕強大，但官員百姓都像隨時被繃緊的弦，壓力相當大;當初在商鞅推行變法的過程中，曾一度出現了“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的慘烈景象;
相對而言，三晉雖日漸貧弱，但沒有那麼多嚴刑峻法的束縛，百姓生活雖苦，但只要你膽子大，反而有機會輕鬆自在。
但隨着形勢的發展，秦國也開始逐漸打起各國勞動力的主意。
內生速度趕不上擴張的幅度，秦國嘗試吸引三晉百姓
秦昭襄王在位後期，秦國的擴張幅度進一步加快，戰線日漸拉長、人力物力的消耗加大，依靠內部的人口增長，已遠遠不能滿足秦國的勞動力需求。在長平之戰後，秦國開始嘗試主動招募三晉百姓入秦。
《商君書·徠民第十五》，通篇研究瞭如何以政策吸引三晉百姓。針對這些民衆懼怕貧苦、戰爭的心理，提出了以下思路：
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
即：各國百姓若主動歸附秦國，不僅可以免除三代人的徭役，甚至可以不用參戰、專心務農。同時還建議，秦國境內的丘陵、窪地、山坡等待開發的資源，一律免徵十年賦稅。秦國意圖以這樣的方式，吸引百萬民夫入秦務農;而秦國原本的百姓，則可專注於作戰：
今古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
同時，這種措施還有一個好處：以免稅爲吸引力，吸引各國百姓投奔秦國，削弱對手的有生力量：“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
根據文中的相關字眼來看，《徠民》篇出現於公元前260年後，作者是秦朝廷的某位法家官員。這一措施具體施行得如何，各類史書中並沒有相關記錄。
但據《荀子·議兵篇》的說法來看(此文同樣誕生於長平之戰後)，後期秦國在消化奪來的領土方面進行得相當有成效。他說“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即兼併別國領土容易，但凝聚吸收很難;其後他列舉了齊國吞併宋國、燕國佔領齊國這兩大反面案例加以證明。緊接着，荀子說：“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即上黨之地，秦國能最終消化吸收這一戰略要地，不大可能完全依仗武力。
總而言之，古時的戰爭年代，各方的舉動與道德關聯不大，更多的是出於利益的考慮。戰國時期戰爭雖多，但並不是戰亂，基本的規則仍舊存在;秦軍放過老百姓一馬，只是因爲這樣對他們最有利。後世的戰亂時期，那些梟雄們動輒屠城，既是由於純粹弱肉強食大環境的刺激，也有節省糧食、削弱對手的考慮。雖然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在古代社會，也許只有那些和平時期，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夢想才能暫時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