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宋朝軍事羸弱，所以時常引來強敵覬覦，那麼遼國對宋朝威脅那麼大，宋朝的御遼策略是什麼?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本站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重建河北防線
對於北宋而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謀契丹必先河北”，范仲淹也曾言：“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爲大”。
富弼認爲防守重點應置於河北。他於慶曆五年(1045)正月所上《論河北七事奏》中首句便提到：“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開門見山的指出了河北地區在邊防中的重要地位。
自從後晉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後，北方關險盡屬契丹，爲其侵擾中原提供了便利;北宋失去了北部邊防的屏障，隨時有被遼入侵的危險。中原無險可守，朝廷應更加留意河朔一帶，並在定襄等路設防，使各路互爲犄角之勢，敵寇便不得而入。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軍事重鎮多分佈在河北一路。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沿邊如北京、雄州、保定、乾寧、永寧等十九座城，皆爲要害之地，能阻礙遼軍無法深入進攻。
針對河北的防守，富弼認爲要以北京爲頭角、瀛州爲腹心、滄定二州分別爲左右臂，此四城爲河朔之所望;其餘十五城爲其指爪肢節，屏藩這四城。再於定、瀛、滄州各置一大帥，其餘十五城則分屬於這三路，由善將把守;十九城總兵力三十萬，均衡分佈於各城，併爲諸路儲備援軍，以備不時之需。
其次，鎮、定西山之下的谷口作爲契丹入寇的通道，這對北宋形成了很大的威脅，朝廷應當先發制定保邊之策，以重兵嚴加防守控扼，防止敵軍入境，同時河朔之地朝廷也得多加留意;再者祁、深二城戍兵較少、城牆簡陋，朝廷應增添兵力、修葺城牆;最後他還提出了收復燕地的策略，以聲東擊西的戰術迷惑遼軍，一舉而復全燕之地。
重用宗室重臣
爲防止宗室擅權越位，北宋吸取歷代王朝的經驗教訓，對宗室親王僅待以厚祿，不予掌權;而反觀遼，遼風俗貴親，皇室勢力十分穩固，“舉天下之尊無與二，謂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富弼還引用遼“八大王來也”則小孩輟啼的典故來佐證其皇室的威懾力。由此富弼認爲，遼勢力穩固，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遼風俗貴親。北宋國家將帥不爲夷狄所聞，而皇室親望手中又無實權，如此敵人必定認爲王室孤弱，無宗室親族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動搖，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
因此朝廷應崇植宗室，使名聲漸著，威示北寇。富弼希望仁宗選擇宗室中知書、識禮、曉人事者到地方爲官，任期兩年一替，並以普通官員賞罰之科進行約束，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如此即可“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長久之策也”。
富弼希望朝廷通過崇植宗室的做法，向遼彰顯北宋宗室有人、根基牢固，以此穩固藩屏，讓遼不敢輕舉妄動。這一建議，在當時頗有些“冒天下大不韙”的意味。有宋一代，輕宗室是皇室爲鞏固統治地位的慣用手段，富弼提出的用宗室在一定程度上是與仁宗的本意相互牴牾的，一旦被仁宗曲解或是被有心之人用以栽贓陷害，富弼的處境便會變得十分危險。然而富弼卻“不敢緘默，恐誤邊防大計”，這種捨身爲國、心懷天下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以敵制敵
富弼洞察當時可爲北宋所用之有利因素，主張藉助外部援力對抗遼。他在出使遼時注意到，燕地雖割屬遼已逾百年，但當地百姓始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爲主”。燕地邊豪頗多，如若北敵入侵，可令燕地邊豪自率鄉戶，能給北宋軍隊提供極大的幫助。
富弼還主張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當時遼盡服諸蕃，“弱者盡有其地，強者只納其貢賦”，唯有高麗不伏契丹，與之頑抗。而高麗對北宋有歸順之意，多次遣使來朝進貢，被北宋婉拒。表面上高麗臣服於遼，但實際上遼十分忌憚高麗，緣由在於天聖三年(1025)，遼曾起兵攻打高麗，結果高麗大敗遼軍三十萬，可見高麗的實力不容小覷。若高麗可爲北宋所用，遼來犯之後，兩者聯手相應起事，表裏夾攻，能增加勝仗的機率;再者遼忌憚高麗，有了高麗在後牽制，必然不敢對北宋妄自用兵，“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
富弼對遼經略影響
富弼使遼時，曾於河北往來數次，對邊境的情況瞭如指掌;又於北廷商議和談之事，對遼的情況也頗爲了解。除此之外，他還搜尋了相關史籍記載，查證了當今實務，並將所有資料和信息進行彙編、撰述。因此他提出的御遼策略，都是基於遼、宋雙方的實際情況擬出的，對當時的北宋來說是切中時務、行之有效的。
富弼在奏疏中，懇請仁宗“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但筆者查閱史料，未發現有史料明確記載富弼的御遼策略是否貫徹執行。後人李綱曾上《論守禦劄子》，提出“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
他將富弼所有守禦策略悉數呈上，請求“聖慈特賜省鑑，採其說而用之”。然李綱歷仕的徽宗、高宗，對待邊事皆爲苟且偷安、無心進取，李綱甚至因力主收復失地被幾度免職貶謫，可見李綱“乞用富弼守禦二策”這一建議並未被採納。
富弼御遼策略是否執行難以考證，故富弼對遼經略的影響主要在於富弼使遼這一實踐活動。富弼成功使遼，打破了北宋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並使宋、遼、西夏三者之間的關係趨於平衡。在宋、遼和好之後，西夏在遼的壓力下亦向北宋請和;又有遼、夏關係破裂，二者之間甚至爆發了大規模戰爭，雖然遼夏戰爭的直接原因是雙方矛盾的激化，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富弼使遼的連鎖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