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是發生在北宋任總慶曆年檢的改革，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還不知道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北宋時期最著名的變法改革是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當時宋朝的執政者已經意識到財政上的各種弊端嚴重的影響到了國家的整體進步，因此決然地發動了這場改革，當然改革因爲各種原因失敗了，也引發了北宋時期最激烈的黨爭，讓整個宋朝的士大夫集團陷入到了一種分裂的狀態，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實際上早在兩代以前，也就是宋神宗名義上的爺爺宋仁宗執政時期，宋朝的財政就已經陷入了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的窘境，在當時宋仁宗也曾經希望通過改革來改變這種狀況，並且爲了這個目的大力提拔少壯派官員來幫助他實施，宋仁宗當時主要依賴的少壯派官員是范仲淹和韓琦，並於慶曆三年(1043年)把他們倆同時調入到中央擔任宰執大臣，並將有可能對兩人掣肘的樞密使夏竦調職：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乙巳，詔夏竦還本鎮，以杜衍爲樞密使。
范仲淹和韓琦在早期是一夥的，兩人有着相同的名望，都在地方上立下過令人矚目的功勳，都屬於士大夫集團中新興的佼佼者，整個北宋朝堂對於他們這樣的新生代能進入到中樞普遍是持歡迎態度的，不過宋仁宗把范仲淹、韓琦調到中央不是讓他們來搞和光同塵的，是希望他們能站出來主導改善朝廷頑疾的改革。
范仲淹、韓琦對此也心知肚明，也迫切地希望能通過主導一場變革來確定自己未來在士大夫集團中的領導地位。爲此，兩人都在宋仁宗的懇切期盼下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舉措，但兩人在對於改革的態度一致的情況下，卻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韓琦在初期給予宋仁宗的改革方案中主要是以邊事爲主，他本人長期在邊境率軍和西夏、遼國對峙以及作戰，故而對邊事更關心：
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
他所提出的七條改革措施中大半都是對外的，並且避開了吏治問題，雖然這也是北宋當時面臨的一些麻煩，但並不是宋仁宗期望認真對待的主要問題，皇帝希望的是改革三冗，韓琦搞出的方案全是要花錢出去，這讓宋仁宗很不滿，於是韓琦不得不再次表態：
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韓琦第二次提出來的方案偏向於對三冗下手，這纔算是入了宋仁宗的眼，可兩次不一樣的見解也讓宋仁宗對韓琦的實際目的表示出了懷疑，於是他將目光投入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起初不幹，他知道變法的難度，那是要和士大夫階層決裂，不過在皇帝的逼迫下他還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他的方案更有針對性：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
范仲淹的方案是在嚴厲整頓吏治的基礎上來想辦法改革，對官員的考覈更加嚴格了，並把官員和權貴們通過恩蔭的方式提拔下一代的規定加大了難度，范仲淹主要的改革方向是對三冗中的冗員下手，他的這個方案和明確的表態也讓宋仁宗傾向於讓范仲淹來主導變法。
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的，不僅僅是范仲淹的才華和名聲，還因爲劉娥太后執政時期范仲淹曾經公開支持太后還政給皇帝，並因此被劉太后貶官發配，這個恩情宋仁宗一直記在心裏，因此對於范仲淹的建議也就更加重視，最終，宋仁宗選擇了范仲淹來領導“慶曆新政”，韓琦、富弼、歐陽修等輔佐。
一般來說大凡改革一定都會有阻力，“慶曆新政”也不例外，即便是名望滿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來主導也是困難重重，特別是他的改革方案中主要針對吏治下手，更是讓保守派強硬的反對，改革初始，朝堂上的士大夫集團就分裂成了兩派，保守派最大的攻擊是污衊范仲淹結黨營私：
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宋仁宗雖然想改革，但他耳根子軟，又不希望改革派一家獨大威脅到皇權，在支持改革的同時也支持反對派提出不同意見，這就給了保守派機會。在兩派爭執不下時，改革派出了昏招，支持改革的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上書給皇帝，直接表示支持變法的都是君子，君子應該結黨團結一致，這個表態讓宋仁宗麻爪了，如果朝堂上都是君子黨，那皇帝怎麼辦?
歐陽修這個豬隊友的一篇文章讓宋仁宗對范仲淹從支持變成了懷疑，懷疑范仲淹想通過新政把朝堂上的重要職位全換上支持他自己的人，以此來架空皇帝。歷來皇權最擔心的就是結黨，攤上這個事還公開表態支持，宋仁宗毫不猶豫地終止了新政，以范仲淹爲首的改革派紛紛被髮配到外地，“慶曆新政”夭折。
改革失敗後，主導改革的范仲淹一輩子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央，宋仁宗和執政的保守派大臣們都不希望范仲淹再回來，宋仁宗是不希望他回來搞什麼君子黨，保守派不希望他再回來搞改革，所以范仲淹後來一直在外地任職，到處奔波，先後出知邠州、鄧州(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即寫於此地)、杭州、青州、潁州等地。
而輔佐范仲淹改革的副手韓琦等卻因爲對吏治的嚴厲整頓不太熱衷，重新佔據朝堂主導力量的保守派士大夫集團比較容易接受他的改良而非改革的思想，所以韓琦、富弼、歐陽修在短暫的被髮配後，反而一直活躍在上層官場，在宋仁宗之後的宋英宗一朝韓琦還因擁戴之功成爲首席宰相。直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上臺搞變法時他們才因爲反對變法逐一被迫辭官回鄉，宋仁宗時期的改革派只有始終如一的范仲淹在外鬱鬱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