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宋朝重文輕武，導致其軍事實力不足，引的周圍國家對其虎視眈眈。那麼北宋名相富弼是如何處理西夏問題的?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富弼認爲，元昊在向北宋派遣使節時，必定認爲北宋不敢加誅，才如此恣行疆暴。反觀之前北宋對此都採取懷柔手段，“恣其貨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非但未能感召其向化，反而助長了元昊的野心。
富弼還引據了前朝光武帝、唐太宗斬敵使的事例加以論之，對待西夏使節當以誅之，如此“戎人必憚而失圖，戰士必未之增氣”。所以若元昊遣使至宋，應當誅其來使，乖其本謀，滅其威風。
然而寶元元年(1038)，元昊築壇受冊，即皇帝位。次年元昊遣使上表，仁宗及羣臣商議後，選擇下詔削奪元昊官爵，且以重賞募人刺殺元昊。自西陲變動以來，天下震驚，皆聚目而觀。宋廷就此商議半年，卻行募賞之科，自傷國體、長敵威風，難免不爲天下人恥笑。富弼認爲：“欲徵則徵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寬”，偷募苟求，不可行之。
仁宗下募擒元昊之詔不合時宜，實爲下策。誠然，元昊上書宋朝，要求承認他稱帝建國，不過是外交手腕而已，西夏國的建立是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戰爭勝利爲基礎的。對於西夏的態度，宋廷還是過於輕敵，這一錯誤做法大大加快了元昊向宋挑起戰爭的進度。
寬慰疲民
富弼客觀分析了自元昊擾邊以來給北宋造成的窘況。元昊稱亂後相繼三撿兵士，使得村民恐懼，甚至奔竄山林;北宋原本就財用不足，而邊備更是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來支撐，“盡農畝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屋宇，蟲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徵，共知困窮，都爲賦斂。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贍軍”。
用兵纔剛開始，就稱缺人;萬一兵敗須再添補兵力，只得從百姓中揀兵，而這正是百姓所害怕的。百姓不堪其重，必生怨怒，“若果行之，所患非細”。富弼又提到，自從西夏擾邊以來，陝西人民受戰爭荼毒最甚，“士馬日濟，芻粟頓加，繕治甲兵，修築城壘，百役興作，萬倍艱難。復值旱災，無收農賦，鬻爵所得又不豐”。陝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執事者不僅坐觀困敝，不行救恤;反而以“財賦要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之名，對百姓的搜刮有增無減，企圖對百姓敲骨吸髓。
富弼認爲關中用兵，要務在於安民，以圖共同禦寇。邊境人民早已財用不支、萬般艱難，如若繼續索求搜刮，人民無所逃避，必定滋生變亂。外患未平，內亂又起，勢必會使北宋陷入險境。宋廷應停止由外充內、自下奉上的斂財手段，團結邊境人民共同禦寇。
重賞邊功，勤於納諫
富弼認爲對於御邊有功者，朝廷應給予重賞。宋軍在鄜延路與蕃兵交戰時，蕃兵擄去大量兵民，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馬遵不顧危險引兵追擊，將被擄之衆悉數追回，朝廷對其功績的獎賞爲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
而河北都巡檢王守琪捉殺得二三十個散兵潰將，京東都巡檢李知和抓獲壞人七人，二人的官職升遷都極大。他們二人的功勞不足一提，馬遵出境討賊立下的功勞上可以壯朝廷聲威，下可以滅敵人威風，非王、李二人的功績可比，但馬遵的遷酬卻不如王、李之一二。
富弼以馬遵和王、李立功卻酬獎不公的例子爲對比來說明從用兵以來，賞勸激人的重要性，如若“賞罰不明，功過兩弛，轉相教告，誰肯奮激?”只有賞罰分明，功過有弛，方能激發兵將士氣。富弼還建議備邊之際，仁宗應開通壅塞，允許武臣面奏，勤於納諫。凡有武臣求見，必定是邊部有重要消息要稟報。
若因循越級求見而不許的舊例，會造成各級臣僚囿於規制、不肯盡心爲之，“至則邊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機欲陳而不敢陳”，難以快速息兵平寇。惟有仁宗廣開言路，辨進諫者之忠邪，擇善而行，才能造福百姓、社稷長安。
富弼經略西夏影響
對於西夏問題，富弼所擔心的問題在此後時局的發展中得到了印證。如他提到若宋廷持續搜刮人民，勢必引起內亂。果不其然，此後三大戰役北宋戰敗，國內生產荒廢、物價飛漲，統治階級對百姓極盡剝削壓榨之術，依然拯救不了虛竭的國庫，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兵變、民變的發生，“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導致了北宋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嚴重危機。
關於富弼御夏策略後續貫徹實施的情況，史料中直接提到的僅“二府合議”與“重賞西夏來降者”。康定元年(1040)富弼提出“二府合議”和“重賞西夏來降者”後，仁宗採取了他的建議，先是詔“中書別置廳於樞密院之南，與樞臣議邊事”，又“用富弼之言”，授西蕃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併爲左千牛衛將軍，並各自賞賜帛三十匹、茶三十斤。
這並非意味着富弼其他的御夏策略沒有發揮作用。富弼的御夏策略囊括了邊備、用人、安民等需要重點突破的方面，爲慶曆新政中部分改革內容的制定奠定了基調;其對西夏形勢的判斷也較爲準確，爲范仲淹御夏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意見。
爲慶曆新政打下基礎
連年對夏戰爭的失敗給北宋王朝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承平盛世”的假幕被揭下，岌岌不可終日的統治危機暴露無疑。
宋廷羣臣在這一時期所抒發出來的危言，可謂是俯首皆是。如餘靖曾言：“今日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之儲積，十室九空”;包拯亦言：“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價踊貴”。由於邊患而引起的階級矛盾已無法遏制，自景祐以來北宋朝野要求革新的呼聲早已此起彼伏。慶曆三年(1043)八月，富弼和范仲淹共同上《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爲慶曆新政的改革綱領，慶曆新政的帷幕隨之徐徐拉開。
慶曆新政的變革核心主要圍繞整頓吏治和發展經濟兩個方面。表面看來，此次改革沒有涉及到治邊，跟富弼御夏策略亦沒有直接關係，其實不然。慶曆新政的推行是北宋國內弊端不斷累積的結果，但由西夏造成的邊事危機亦直接推動了新政的實施。
《答手詔條陳十事》是範、富二人共同的政改意見，細究其內容，改革的主要內容跟富弼之前提出的治邊策略有着不少共通之處，可以從他之前所上奏章中尋覓到諸多類似的意見或建議。例如，富弼於寶元二年(1039)所上的《論西夏八事奏》中曾明確治邊提出要論功行賞，跟“十事疏”中的“明黜陟”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