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七年(1599)五月，土司楊應龍在播州正式發動叛亂，在雲貴地區燒殺搶掠，時叛時降，出爾反爾。明朝政府多次對其進行招安無效，於萬曆二十七年末(1599)任命李化龍爲四川巡撫，總督川、貴、湖廣軍務，對楊應龍進行征討。
萬曆二十八年初(1600)，李化龍指揮二十餘萬明軍，兵分八路，進攻播州。萬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十八日，各路明軍會師於海龍囤，對楊應龍進行總攻。六月，劉鋌破其城，楊應龍之子楊朝棟、其弟楊兆龍、妾田雌鳳被擒，播州全境光復平定。
平播戰爭歷時114天，集四川、貴州、湖廣八省之力，耗銀約二百餘萬兩，最終平定楊氏叛亂。但戰爭對明朝的各方各面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播州之役對明朝對明朝的消極影響
(一)國力的巨大消耗。
明王朝對楊應龍的征伐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戰爭對明朝國力也產生了巨大消耗。明代大學士王家屏曾說：“(平播戰爭)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絀……外墜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今時事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之餘。”明末萬曆年間的三次大征伐戰爭時間上幾乎是一脈相承，對國力的消耗更是不言而喻。明王朝爲了維持這幾場龐大的戰爭，轉餉於半個天下，國家的財政日益枯竭，產生了嚴重困難。
明王朝的國庫開支集中於太倉庫、太僕寺和京通倉儲三大庫，在戰爭期間，這三大庫的開支庫存直接反映了明王朝國力的消耗。
明正統七年(1442)始置太倉庫，又稱太倉銀庫，俗稱銀庫，掌管貯銀。“各省所派剩麥米內庫中棉絲絹布、馬草、鹽課之折銀者，籍設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庫貯存。”可見太倉庫爲明中後期最重要之國庫。神宗即位之後，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太倉庫儲備豐盈。而經過壬辰戰爭與播州之役後，庫銀所剩無幾，平播戰爭對庫銀的消耗無疑是非常巨大的。
明代太僕寺，“掌牧馬之政令，隸屬兵部，並於滁州設立南京太僕寺”。萬曆三十五年(1607)太僕寺少卿上書稱：“臣稽往牒，在嘉隆年間舊庫積至一千餘萬，盛矣。迨萬曆十八年，西征拜，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餘萬;二十七年，爲邊餉五十萬……今老庫見存二十七萬耳。”由此可見，自萬曆壬辰之亂開始，到播州之役結束，戰爭的巨大消耗將太僕寺庫豐盈的庫銀消耗殆盡。
京通倉儲是以儲備國家糧食作爲國庫，爲國家所需而支出米粟。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十一年(1583)十二月，“實在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到萬曆三十年(1602)，“京倉實在之數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兩年之支”。這期間糧食儲量的巨大變化，反映了萬曆三大徵對國庫糧食的龐大消耗，而平播戰爭作爲三次大戰的最後一次，其所需所耗更是對戰爭不斷的明王朝雪上加霜。
(二)百姓賦稅加重。
平播戰爭歷時約半年之久，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寧夏，東征朝鮮，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導致國庫虧空十分嚴重，必須以增開賦稅爲手段維持國家的運轉。
明朝中後期，明廷將加重賦稅作爲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式。萬曆十四年(1586)，繼任張居正的內閣首輔申時行曾對加派賦稅之事作出了嚴厲批判：“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絀民勞，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萬曆二十年以後，因戰事四起，“接踵三大徵，頗有加派”。萬曆二十七年(1599)開始平叛楊應龍之時，增派賦稅之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
由此可知，雖然明廷進行的平叛戰爭是爲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但巨大的戰爭支出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朝廷只能加派賦稅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這樣的舉措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引發社會矛盾，激發民變。
(三)引發礦監稅使對民間的剝削與掠奪。
早在嘉靖年間，明朝政府曾在民間廣開礦山，後因大臣反對，民怨四起，在隆慶年間將其廢止。到萬曆時，神宗一度想將開礦之事復起，但遭到大學士申時行爲首的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故開礦之事無奈擱置。萬曆二十四年(1596)，神宗皇帝以“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和戰爭開支巨大爲由向全國各地派遣礦監稅使;到徵播戰爭之時，派出的礦監稅使更是數量龐大，跋扈華夏，全國廠礦幾乎都由宦官控制。由於征討播州之事即起，礦監稅使以其爲由更加肆意妄爲地對百姓進行盤剝。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大學士趙志皋尖銳指出：“(礦監、稅使)挾官剝民，欺公肥己，所得進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神宗開礦徵稅，本爲無奈，又爲極其不義之舉。長期的戰爭和對百姓的盤剝，使整個國家元氣大傷，“故論考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清代史學家趙翼也認爲“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四)導致民變不斷，女真崛起。
明王朝曠日持久的戰爭和礦監稅使的胡作非爲，使生存壓力極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之後，因爲加稅加賦激增不斷，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流民起義。萬曆二十九年(1600)，白蓮教徒趙古元在徐州一帶聚衆發動起義;萬曆三十七年(1609)，安徽、江蘇一帶流民又“千百成羣，在在行劫”;連年的饑荒與沉重的負擔使農民不得不起身造反，崇禎二年(1629)，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軍先後起義，他們成了明王朝最後的掘墓人。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是在萬曆三大徵之後。尤其平播戰爭，明廷調集20萬大軍遠赴西南，使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實力大大削弱。明廷的對內平叛戰爭給了努爾哈赤絕佳的發展時機，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大金政權。實力雄厚的努爾哈赤終於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爲由討伐明朝，發動了長達幾十年的對明戰爭;三十年後，滿清入關，統一全國。
回顧女真崛起的發展史，萬曆三大徵，尤其在平播戰爭之時，是女真發展的分水嶺。由於明王朝調重兵圍剿土司叛亂和農民起義，無暇顧及東北戰事，使女真族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寶貴的發展機遇，爲後來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自此，明廷在對女真的控制上喪失了主動權，這揭開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
三、播州之役對明朝的積極影響
首先，在播州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推行儒學教育，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管轄，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平定播州之亂後，中央政府在當地改流設府，“命分播地爲二郡，以關爲界，關內屬川，關外屬黔，屬川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曰真安;縣四：曰遵義、綏陽、桐梓、仁懷。平越領州一：曰黃平;縣四：曰湄潭、餘慶、甕安、安化。”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強了對播州地區和廣大西南地區的控制。善後改土歸流的實施，直接將播州地區納入中央管理體系，標誌着中央對該地區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在教育方面，中央政府對相對落後的播州地區各府、州、縣開始推行儒學教育。“至萬曆三十六年，知府孫敏政舉行鄉約，諭民遵奉高皇帝教訓子孫功令。又檄五州縣各於城鄉村裏擇地建社學;考擇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於是遵義縣始建社學一十四所，社師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縣縣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綏陽縣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懷縣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學八十七所，社師七十人。遵義文教，實開於此。”可見，在平播戰爭之後，中央政府通過改流設府，大力推行儒學教育，使當地經濟文化都有了長足進步。
其次，通過編民入戶，客觀上增加了一定的財政收入，解放了勞動力，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編戶設府後的播州地區，被納入了中央財政管理體系，其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和糧稅都繳納於貴州行省，客觀上緩解了一部分財政緊張問題。在戰後通過大規模地改土歸流，使舊的農奴制遭到了瓦解，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也隨即消失。
總之，播州地區改流設府之後，雖然對整個國家的積極影響相對有限，但在客觀上促進了當地教育、經濟、文化的全面進步，鞏固了西南邊疆的穩定，促進了民族團結，維護了國家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