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在重慶，有這麼一羣老人：他們年幼時因躲避戰爭而來到重慶，從此在這裏工作、結婚、生子，這座城市成爲他們的第二故鄉。
他們曾有一個共同身份——“戰時兒童保育會”保育生，自稱“難童”。
86歲裴金全，曾是四川新津的一名保育生，小學畢業後到當時的“永川國立十五中”讀書，認識了從天南海北到重慶避難的“保育生”。退休後，他發起成立了重慶保育生聯誼會，將200多名當年的保育生聯繫起來。
昨日，記者通過戰時兒童保育會重慶聯誼會，與4位老人面對面，聆聽、銘記那一段永遠不能忘卻的歷史。
秦玉聲：“沒能救下3歲孩子，至今愧疚”
秦玉聲，93歲，祖籍安徽。抗日戰爭爆發後，家鄉淪陷，他跟着兩個哥哥告別父母，開始逃難。
“逃到武漢後，哥哥把我託付給一個老鄉開的小飯店，他們就去參軍了。我在小飯店幫老闆帶孩子。老闆的孩子只有3歲，叫小牛，十分粘我，每天我出門倒炭渣他都會跟着去。”秦玉聲說，1938年4月的一天，日本飛機開到武漢上空，空襲警報響起，他出門倒炭渣時，小牛又要跟着去，他擔心出門危險，就不讓他跟着去。誰知，當他倒完炭渣回來剛走到門口，整個房子已在轟炸聲中坍塌。他活了下來，但老闆一家都死了。
“老闆娘的腸子都被炸出來掛在牀邊，小孩滿臉是血……”說到這裏，秦玉聲老淚縱橫。
這幅畫面至今常常出現在秦玉聲的眼前，愧疚感折磨了他一生，“如果我當時同意帶他出門倒炭渣，說不定就能救他一命。”
小飯館炸沒了，他無處可去，整日在大街上流浪。
直到1938年5月，“戰時兒童保育會”收留了他，他逃到抗戰大後方重慶，活到現在。
童曉東：“逃難出發時800人抵達時300人”
童曉東，81歲，退休前是重慶大學實驗室職工。老家湖南嶽陽，父母雙亡後，1942年，他進入衡陽兒童教養院，也屬於“戰時兒童保育會”。
“1943年，湖南淪陷，我們800多名難童跟着老師徒步往大後方走。”童曉東說，當時一個老師要帶着30多個孩子趕路，每天要徒步30多公里。爲了鼓勵大家，每抵達一個目的地，老師會發給每個人兩毛錢伙食費，這個錢在當時能買6個雞蛋。
“如果掉隊，只能自己解決伙食，用三個石頭把臉盆架起，在地裏拔農民的蘿蔔煮着吃。因爲戰爭，大家都逃難去了，地裏的莊稼沒人管。”他說。
逃難路上，生病了也沒藥治療，很多孩子因染霍亂、痢疾而死亡。
童曉東說，從湖南出發時，隊伍裏有800多個孩子，抵達重慶時只有300多人，大部分病死在路上。
徒步到貴陽後，他們終於坐上了當地安排的大卡車，被送到了重慶歌樂山。他被分到歌樂山向家灣保育院。
朱小珍：“被保育院抱回來不知老家在哪”
朱小珍，77歲，曾是抗美援朝戰場上的一名戰地護士。她也是一名“保育生”，只不過與其他人不同，她說不出自己的生日，也說不出自己的家鄉在哪裏。
“1955年我從部隊轉業到北京時，找到了當年保育院的徐媽媽，她告訴我：小珍，你知道嗎，你其實是我抱回來的。”朱小珍說，徐媽媽告訴她，武漢淪陷時，她在路邊看到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母親被日本飛機炸死，便把她抱進了保育院，然後坐上了開往重慶的輪船。這個嬰兒就是她。
朱小珍回憶，因爲年齡太小，在保育院的記憶只有零星片段。她記得，當時一個保姆要帶七八個孩子。在歌樂山保育院時，只要空襲警報一響，保姆就帶着他們躲防空洞，幫忙轉移的工友懷裏抱一個孩子，胳膊上還掛兩個孩子。空襲頻繁時，老師們就要年幼的孩子住在防空洞，保姆每頓送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