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令》一直以來被視爲商君重農抑商的重要證據，然而事實上，《墾令》論述的範圍十分全面，抑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下面就來詳細解讀一下，《墾令》是如何進行透徹論述的。
在討論之前，少不了需要先說明一下戰國時期的大環境。作爲奴隸社會的末期，整個社會仍舊處於農業社會中，手工業者、商人開始出現，但是規模遠遠沒有想象的大。當時的商人經營品類主要有糧食、鹽、兵器、生活用品、珠玉珍玩。
其中以糧食最爲重要，以當時的生產力，除了楚國、越國、巴蜀能夠種植水稻等高產作物，秦、魏、韓、趙、燕、齊的主要作物還是小米(粟)、小麥(麥)和大黃米(黍)和豆類，畝產摺合現在不到20斤，粟的畝產相對較高爲一斗，也是不到20斤的。所以對當時的人來說，吃飽飯是第一要務，而要保家衛國、開疆拓土，則需要更多的糧食供應，所以如何發展農業生產在戰國亂世成爲了重中之重。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去看《墾令》中的論述，就不會覺得苛刻了，反而有醍醐灌頂之感。《墾令》分門別類地指出了各類妨礙農耕的情形，並一一提出對策，目的都是發展農耕，使民得足食，國得富強。
一、吏治清明對農耕的影響。吏治高效清明，民衆就有充足的時間和經歷從事農耕;沒有了官吏的私下盤剝，民衆的利益不會受到非法損害;杜絕官吏私下爲罪犯開脫，就使得犯罪之人無處容身，就會保護守法耕作的民衆的利益。凡此種種，都會使民衆農耕的積極性提高。
二、法制對農耕的影響。根據土地優劣按照統一標準徵稅，稅收制度清楚無誤，這樣就不會出現官吏貪污的情況，也不會出現官吏惡意加徵的情況，國府就能取信於民，民衆也會安心農耕;全國稅制統一，官吏更迭就不會出現制度混亂，民衆納稅就不會迷惘，順暢運行的體制可以減少官吏的數量和姦邪的產生，就能是民衆安心農耕。
三、賞賜爵位對農耕的影響。農耕納糧成爲非軍功受爵的唯一途徑，即使學問再大、名聲再響，也不能直接獲得爵位，這就杜絕了通過賣弄學問、投君主所好而獲得爵位，也就不會影響民衆農耕的積極性。關於這一點，有單獨一篇《農戰》，進行了更爲深入的闡述。
四、對高爵顯貴者進行限制對農耕的影響。對高爵顯貴者課以重稅，按照府邸人口數進行徵稅，使得他們無法大量蓄養門客、收容遊民，使得門客、遊民也無法通過依附他們而逃避農耕、賦稅、徭役，進而從事農耕以自足。
同時限制高爵顯貴者私下僱傭遊民興建府邸、代爲勞動，這樣就減少了爲顯貴者服務的遊民數量，也使得顯貴者的子女只能自己從事農耕而不能假手於人;更進一步地限制高爵顯貴者的子女同樣需要納稅服役，不能憑功勞自己取得官爵的，只能去從事農耕。
五、限制商人對農耕的影響。規定商人不能私下買賣糧食，杜絕豐年賤買、歉年貴賣糧食而獲取暴利，保護農民的耕作成果;提高奢侈品的賦稅，按產品本身價值十倍的賦稅徵收，這樣就能有效杜絕官吏和民衆因爲貪圖享受而耽誤政務和農耕;按照商人之家的人口數徵稅，使得商人的負擔加重，而農民的負擔相對較輕，這樣就使得商人的數量減少，而保證充足的農民數量。
六、對非農耕人口的管理。重罰各種犯罪，使得喜歡鬥毆、喜歡訴訟、懶惰遊蕩、鋪張浪費、詐騙之類的民衆不能在境內爲非作歹，保護農民的利益;杜絕與法治不合的遊學行爲，避免這些人散佈不利於安定的言論，從而動搖農民從事農耕的信心，轉而從事各種妨礙農耕的活動。
國家統一管理土地，使得不從事農耕的各類人口無處安身，轉而從事農耕生產;嚴格管理軍市，杜絕人口買賣，杜絕銷贓，杜絕私自運輸軍糧和偷運私貨，使得投機取巧的遊民無法作奸犯科。
通過對影響農耕的主要因素進行透徹分析，制定了細緻周祥的法令進行配套，使得農民的耕種積極性大幅提高，使得秦國國力在第一次變法期間達到了“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生活水平，可見其充分適應了當時的社會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