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朝商販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華夏封建歷史上，大多數朝代都採取“重農抑商”的策略。歷朝歷代之所以要抑制商業發展，絕非忽略商業活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而是華夏向來以農耕爲本。農耕經濟穩定的特點，最大程度上迎合着帝王將相的心意，因爲它有着“重土安遷”“小富即安”的基因，可以十分有效地保障封建社會的穩定，使得朝廷更加便於管理。
封建社會中有四類職業(士農工商)的說法，士是指讀書出世爲官，農是指從事農業的農民，工是指擁有一定手藝的匠人，商是指那些小商小販。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在古代社會長期處於社會的職業的最底層。不僅朝廷要對其進行抑制打壓，連世人都會對它嗤之以鼻，比如白居易《琵琶行》說“商人重利輕別離”。
縱觀整個封建社會，整體而言商人的處境基本如此。很難想象，距今1000年前的宋朝，曾經有過一段商人無比輝煌的百年曆史，這話要從宋真宗取消“宵禁制度”說起。
宋朝商販的崛起
客觀地說，宋朝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大一統王朝，因爲與它同時並立過的朝代，先後有“遼金西夏蒙元”，北宋的疆域則是指從幽雲十六州往南的地區，南宋則更小，連長江以北的地區都讓金朝佔領。
此前，中原王朝發展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是絲綢之路，這條商貿道路自西漢開闢以來，曾經爲中原王朝創造過無盡的財富。然而到宋朝時，絲綢之路已經先後由遼金所控制，宋朝因此失去重要的一條國庫來源。又加上自太宗兩次伐遼失利和真宗的檀淵之盟，宋朝每年要面臨大量的財政支出。
爲了彌補缺口，宋真宗更改祖宗之法，下詔允許民間自由貿易。一時間，宋朝的稅收立刻出現成效，僅真宗皇帝在位期間，年收入已經突破數千兩白銀。
宋朝的地攤經濟有多完善
宋朝的商販活躍程度，沒有任何朝代可以比擬。它是一項由朝廷直接提倡的經濟活動，朝廷不但鼓勵百姓積極從事商貿，同時還爲那些商販適當免除徭役。從北宋奇書《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東京汴梁城已經具備相當完善的商業集市，所有生活生產物品，應有盡有。
真宗皇帝開創的集市經濟，一直延續到南宋朝廷。靖康之變、建炎南渡後，東京汴梁城的繁華沒有隨着戰火消失，卻在南宋臨安府得以全盤複製，南宋有本書叫《鹹淳臨安志》記載着，南宋時期的臨安城比起東京汴梁城更加發達，形成商業集聚的模式，有專門的藥市、米市、肉市、菜市、花市、珠子市和鮮魚市。
兩宋時期的商貿集市，不但種類完備，格局規劃有序，更重要的是不僅白天可以開市，晚上都可以繼續做買賣。最初，宋太祖趙匡胤規定東京汴梁城的夜市最晚到三鼓時分，隨着開放集市的初步成功，夜市最終變成二十四小時營業。
宋朝經商賦稅低，朝廷靠“走量”
以往的朝代中，朝廷抑制商貿的辦法，輕則採取繁重的稅收，重則直接按律令充軍，宋朝卻不這樣做。宋朝對商人十分優待，爲了鼓勵商貿業發展，出臺過很多扶商助商的策略。
最大的舉措便是取消坊市制。以前，商販做買賣必須在規定的地方，決不允許隨意擺攤。到宋真宗時期，官府徹底放開對集市的管控，採取絕對的自由買賣，商販覺得哪裏位置好，便可以隨便出攤，前提是要繳納攤租。
其實，宋朝官府對商人收取的賦稅非常低，共分爲兩大模塊，一是杭稅2%，二是住稅3%，兩樣加起來一共是5%的賦稅。再扣去商販的生意成本，所剩的錢財便是商人的淨收入。用一句話總結，宋朝對商貿的鼓勵，不是依靠個體重稅的方式，而是依靠更加自由的貿易，促進商貿業繁榮，用量變來引起質變。
皇帝以身作則，鼓勵集市貿易
宋朝對集市商貿的重視程度，古往今來十分罕見。上到皇帝后宮，下至大臣小吏無不爲商販“讓路”。宋太宗雍熙三年，皇帝趙光義覺得宮城有必要修建一下，便召集文武大臣前來商討此事。君臣說來說去，都一直認爲此事還是要徵求一下汴梁城內的商販意見。因爲擴建宮城，勢必會影響到已經初具規模的集市，商販很有可能會因此重新開闢商業街。
劉延翰受朝廷委託，來到汴梁城的集市上，喬裝打扮與商販聊天。半晌的功夫，回到宮城向宋太宗彙報說“居民多不欲徙”。宋太宗一聽，基本在預料範圍之內，乾脆打消擴建宮城的想法。
另外，宋仁宗康定年間，仁宗皇帝巡幸出遊。由於汴梁城的街道上，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地攤，導致馬車只能勉強單行通過。大臣建議暫時清理一下道路，宋仁宗不許。史書上，仁宗皇帝此次出行，“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
所以，在宋朝作爲商販有着極其崇高的社會地位，一點不亞於那些修身治學的讀書人，不但做買賣的賦稅低、利潤高，連皇帝修宮城和出行都要顧及集市正常營業。正是由於朝廷高度重視發展貿易。到南宋時，整個南海諸國，有50個小國和部落與宋朝有貿易往來，發展貿易的同時，也爲傳播華夏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各位小夥伴，是否有興趣穿越回宋朝，過一把“小商販”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