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古代中國“重農抑商”會帶來哪些問題?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維持一個國家運轉，需要財政的支撐。
很顯然，商業更能造就社會的繁榮。
雖然古代沒有經濟學，但是經濟規律是存在，古人不會看不到發展商業的好處。商業發展起來了，稅源當然也豐富了，中國歷代王朝爲什麼會拒絕這樣的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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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王朝屬於農耕文明，稅收非常穩定，只要不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王朝總會平穩延續。
任何一個王朝滅亡了，只要重拾前朝的財政制度，就能繼續造就盛世。
農耕地帶，稅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來的財富總量也很大。
但這樣的財政制度有一個無法突破的困境。
農耕文明的財富特徵是剛性太大，彈性太小。畢竟是靠天吃飯，土地上的產出是相對固定的，這就塑造了中國歷史的一系列特徵。
首先一點，中國王朝的財政就是一種“量入爲出”的財政。
財富總量就那麼大——土地就那麼多，土地產出也就那麼多，能養活的人自然也就那麼多，不管是按人頭收稅，還是按土地產出收稅，變化都不會太大。
所以，一個時代對應的帝國政府的職能就只能那麼多，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這和西方古代商業社會的財政原則就不一樣了。
西方商業社會，可以“量出爲入”，需要辦多少事就收多少錢。
爲啥?因爲商業和對外戰爭，完全可以在市場和戰場上把花出去的錢收回來，他們的財政狀況彈性很大。
要是沒有鉅額商業收益的利誘，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不會冒險走向九死一生的海洋
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爲什麼中國古代文明對外擴張的動力不大?
王朝再強大，財政稅收也是它的制約因素，有這根線牽着，風箏怎麼也飛不遠。
中國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對外戰爭的收入是不穩定的，所以對外擴張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搞不好王朝會就此滅亡——隋煬帝就是這樣，死性不改徵高句麗，最終葬送了自己的江山。
因爲錢就這麼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所以皇帝雖然權力至高，但實際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間並不大。哪怕是皇帝，也是要看菜下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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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帶來一個問題。
量入爲出、輕徭薄賦的財政制度，應付帝國的日常狀態沒有問題。但是，當危機到來，需要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的時候，怎麼辦呢?
危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內部悄悄生長的因素在耗盡財政資源。
舉個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對自己的子孫非常照顧，一輩子啥活不用幹，就可以從國家領俸祿。剛開始，這一大家子吃國家財政，能吃多少錢?所以這不是個多大的問題。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後，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據徐光啓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漲一倍，朱元璋的時候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漲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漲到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年間漲到八萬多人。到明末，則有一百多萬人。
帝王家也沒錢啊
其實滿清八旗子弟的鐵桿莊稼到了清末時，也成了大清財政的嚴重負擔。
那種“量入爲出”的國家財政當然就不堪負擔了。
還有一種危機是外部危機，比如北方遊牧民族的進攻，那就要大幅增加軍費。
錢從哪裏來?這也是農耕國家的剛性財政負擔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滅亡，都可以找到這種財政上的原因。
03
那你說怎麼辦?解決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彈性的稅收源頭。既然土地出產是剛性的，那什麼是彈性的呢?
在農耕社會，最大的彈性收入，就是所謂暴利性資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鹽和鐵，後來又有茶葉這類成癮性商品。
在歷史上，這些商品都是由國家專賣，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財政上的彈性。
可是這種商品也有一個難題，放在政府手裏經營吧，效率實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給民間經營，然後政府收稅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險也大增。
畢竟，誰控制這些暴利性資源，誰就能輕鬆獲得鉅額收入。
私人擁有鉅額收入，既可能成爲對政權的威脅，也可能成爲豪強勢力，導致社會失衡，激化社會矛盾，比如清末的鹽商。
所以，這個解決思路也不靠譜。
富可敵國的鹽商，曾經把皇帝派來查偷稅漏稅的欽差大臣給逼死
有人可能會說，那既然剛性稅收是一個基本困境，那就應該向西方學，發展商業，而不是像中國古代政府那麼愚昧，搞了幾千年的“重農抑商”，把自己財政彈性搞得那麼小，危機來了沒錢花，這不是自找嗎?
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在龐大的中國引入商業，它會引發一正一反兩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是，如果社會管理能力不升級，比如引入代議制，建立強大的遠洋艦隊等等，商業稅收根本就收不上來——如果商人不能參與政治，就不敢造富;如果沒艦隊的保護，商人也不敢去冒險拓展海外貿易。
英國的海上貿易養活了海軍，強大的海軍保護英國商人的海外貿易
第二個影響是，如果這套能力建設完成了，可以收上商業稅了，那也就意味着社會結構已經徹底改變了。
我們想想，這一定是好事嗎?或者問得更準確一點，在古代社會條件下，這一定是好事嗎?不一定。
商業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網絡，是一種不斷處於變動中的擴展秩序，這句話很重要。
它是一個網絡，所以它就不可能單獨生存。商業社會的興衰是取決於周邊環境的，取決於它在網絡中的位置的。網絡一變，一個商業社會的生存條件就變。
它是一種變動中的擴展秩序，這意味着，一個商業社會要麼就在擴張中，要麼就在萎縮中，它很難保持穩定。
人類古代歷史上的商業社會，發達的時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時候如大廈將傾，文明的穩定性很差。
你看，絲綢之路上那些曾經發達的綠洲國家，著名的像樓蘭古國，而今文明都滅絕了。
再比如我們中國的那些著名的商業城市，比如揚州，原來在運河的商業網絡中，極盡繁榮，但是運河一衰落，揚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實西方文明也是這樣。羅馬帝國的內部商業非常發達，但是一旦崩潰，就再難復興。
很多人都看過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可你想過沒有，爲什麼西方大國崛起和接力賽一樣，一個國家崛起之後衰落了，就再也不會復興?——曾經劃地球而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經擁有全世界超過一半商船的荷蘭，現在頂多也只是小而美的國家，與昔日鼎盛時期非同日而語。
因爲航海和商業都是複雜的協作體，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形成人們之間的協作關係。
這種複雜的協作關係一旦被戰爭等等強大的力量摧毀，幾乎很難在原地重建，因爲很難確保原來的種種複雜條件都能恢復，帝國也就由此分崩離析、消失在歷史中。
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打敗後，西班牙就再也沒再崛起
再來看我們中國，農耕經濟雖然看起來有種種缺陷，比如上面講的，財政的彈性非常差。但是它結構簡單，生命力極其頑強。
上一個朝代滅亡以後，只要新王朝給小農家庭配置了土地，經濟和社會結構很快就會重建和恢復，帝國也由此復興。
這樣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我們中國是世界各個文明中歷史延續性最好的。不管亂成什麼樣，總能再次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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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爲中國曆代王朝都使用農耕經濟的財政系統，所以重農抑商自然也就是成了皇帝們最理智的選擇——我的目標是延續帝國，並不是搞創新發展威脅我統治的商業經濟。
但是帶來的後果是，造成中國社會內卷化。
什麼意思呢?就是中國人用這套財政制度很得心應手，就不會想去用其他制度，這就在制度和技術上徹底鎖死了自己，不去發展農耕文明之外的經濟和技術。
中國農民千年不變的作息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告訴我們，從人類社會會從奴隸制度，到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一個文明一旦內卷化，是無法自我突破這一困局的，沒有外來的衝擊，中國的封建帝國制度還會繼續延續下去。
通過農耕經濟的財政體系，我們也理解了，爲什麼漢武帝最終會獨尊儒術，而之後的王朝也都選擇儒家作爲社會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其中一點就是重農抑商嘛。
所以並不是我們信了儒家，所以社會才重農抑商，而是因爲我們選擇這樣的財政系統，所以選擇了重農抑商的思想，也就選擇了儒家。
沒有儒家，也會有其他學派提供這樣的思想，帝國需要的是這樣思想，而不是需要儒家，只不過正好儒家提供了這樣一整套思想解決方案。
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儒家選擇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