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術
蘇洵 〔宋代〕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案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譯文
作爲將領的原則，應當首先修養心性。必須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邊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後才能夠控制利害因素，纔可以對付敵人。
軍事崇尚正義。如果不合乎正義，即使有利可圖也不要行動。並非一動就有危害，而是因爲後來將有不能應付的事情發生。只有正義能夠激憤士氣，用正義激憤士氣，就可以投入一切戰鬥。
作戰的措施大致是：當戰爭尚未發生的時候，要積蓄財力;當戰爭即將發生的時候，要培養戰鬥力;當戰爭已經打起來的時候，要培養士氣;當戰爭已經取得勝利的時候，就要修養心性。小心謹慎地設置報警的烽火，嚴格認真地在邊境巡邏放哨，使農民無所顧忌，安心耕種，這就是積蓄財力的做法。用豐盛的酒食等物慰勞戰士，讓他們悠閒自在，養精蓄銳，這就是培養戰鬥力的做法。取得小的勝利，要使戰士感到更加緊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讓戰士得到更大的激勵，這就是培養士氣的做法。使用戰士要注意不讓他們完全實現自己的慾望，這就是修養心性的做法。所以戰士們常常積蓄着怒氣，心中懷有慾望卻不能完全實現。怒氣沒有消除乾淨就有餘勇可賈，慾望沒有完全實現就將繼續追求，所以即使吞併了天下，戰士也不厭惡打仗。這就是黃帝的軍隊經歷了七十次戰鬥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養心性，戰士們打了一次勝仗後就不能繼續作戰了。
將領要聰明而嚴厲，戰士要愚昧。聰明就不可預測，嚴厲就不可冒犯，所以戰士們都把自身完全交付出來聽從命令，怎麼能不愚昧呢?惟其戰士愚昧，然後才能跟他們一道捨生忘死。
大凡出動軍隊，要了解敵方的君主，瞭解敵方的將領，然後才能夠在危險的地方出兵。魏將鄧艾率兵伐蜀漢，從陰平小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用繩子拴着士兵從山上墜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漢後主劉禪昏庸無能，那麼百萬大軍也可以坐而捆綁擒獲。鄧艾本來就對劉禪輕慢，所以纔出兵於危險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將，能用大軍去試探敵人的強弱、虛實，同時也用敵人的反應來衡量自己，這樣就可以決定行動方針了。
作爲主將的原則是：明白道理然後可以出兵，瞭解形勢然後可以增兵，懂得節制然後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會屈服，瞭解形勢就不會喪氣，懂得節制就不會困窘。見了小利益不輕舉妄動，遇上小禍難不迴避。小利益、小禍難不值得辱沒我的本領，然後才能夠應付大利益、大禍難。只有善於蓄養本領又愛惜自己軍隊的人，才無敵於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禦百勇，一靜可以控制百動。
軍隊自有長處和短處，無論敵我都如此。請問：我方的長處，我拿出來運用，敵人卻不與我較量;我方的短處，我隱蔽起來，敵人卻竭力與我對抗，怎麼辦呢?回答道：我方的短處，我故意顯露出來，使敵人心生疑慮而退卻;我方的長處，我暗中隱蔽起來，使敵人輕慢而陷人圈套。這就是靈活運用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的方法。
善於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戰士們沒有什麼顧忌但有所依靠。戰士們沒有什麼顧忌，就知道犧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於一定失敗。手握一尺長的鞭子，面對着猛虎，敢於奮力吶喊而揮鞭打擊;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會嚇得面容變色連連後退，這是人之常情。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帶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劍，那大力士烏獲也不敢逼近;要是頭戴着盔，身穿鎧甲，靠着武器而睡覺，那小童也敢彎弓射殺了。所以善於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種條件來鞏固自己;能夠利用各種條件來鞏固自己，那就威力無窮了。
賞析
“心術”一詞，含義較複雜。《管子》有《心術》篇，以虛靜之說講養心治國之道。蘇洵《心術》，講將領的心理修養，制下待敵之道，以及運思、機權之術。
文章首先論“將”：“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養。作者認爲，主將的心理品質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鎮定，臨大事而不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第二，極度的沉靜，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擾，“糜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夠抵禦敵人。孫子講將的修養有“智、信、仁、勇、嚴”(《孫子兵法·計篇》)，蘇詢也講智與嚴，這些屬於智能與品德修養，但他認爲鎮定和沉靜的心理素質更爲重要。這就是“大將風度。”
其次論“兵”：“凡兵上義”。上義就是崇尚正義，“不義，雖利勿動”，把正義性作爲軍事行動的準則，如非義舉，那就“勝有所不取，敗有所不避”(《項籍》)。尚義之說，自佔而有，但蘇詢並非重複遷闊之論，他是義利統一論者，認爲“義利、利義相爲用，天下運諸掌矣”(《利者義之和論》)。他是從利的目的出發提出尚義原則的，因爲背義逐利的戰爭只能獲一時之利，最終將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義而行，則可盡天下之大利。因爲“惟義可以怒士”，要以“義”來激勵士兵，“十以義怒，可以興戰”，正義之帥將無敵於天下。
再次論“戰”：“凡戰之道”有四養：“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四養之說，顯然有“譏時之弊”的意義。宋王朝積貧積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無所顧忌”，兵冗而供給貧乏，用人“賞數而加於無功”(《衡論·審勢》)，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養的辦法正是：“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這四養中，最重要的是“養心”——培養和保持士兵積極的心理狀態、高昂的戰鬥意志。“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暗合了管理學適最刺激、不斷刺激的理論。不斷刺激，則能保持士氣而有“餘勇’，適量刺激，則時常有所追求而有“餘貪”，士兵永遠保持旺盛的鬥志，“故雖並天下，士不厭兵”，這就是“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戰未必有出處)。反之，“不養其心，一戰而勝”。士兵既驕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論“將”、“兵”、“戰”，着眼大處，講爲將、治兵、待戰之大道。以下再論將、兵、戰，講戰時爲將之道、戰時用兵之道、戰時運思之術。臨戰之將應“智而嚴”，士則應愚，這樣士兵才能委身聽命，與將共生死。蘇詢將智士愚的論點當然不好，但要求士兵應絕對服從和無條件執行命令則是合理的。戰時用兵，在於五知。知敵，應“知敵之主，知敵之將”，然後“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敵將的弱點“動於險”而出奇制勝。三國時鄧艾由陰平道“縋兵於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險攻滅蜀國。他之所以敢於如此，就在於看透了蜀後主“劉禪之庸”。能知敵則“去就可以決”、還耍知己，在自己則應“知理”、“知勢”、“知節”，理是事理，知義之所在爲知理，勢是戰略形勢，要知自己所處的形勢，節指軍事指揮中應掌握的法度節度，能正確確定作戰方案，調度兵力爲知節，“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勢而不沮，知節而不窮”。知己知彼，知節是關鍵，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現。蘇詢認爲，“知節”之將，能“忍”能“靜”，具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質。在戰機到來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靜制動，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戰方略，以應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戰爭中運思之術，文章提出兩點：一是避實擊虛和暴短陰長的辯證思號，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辯證關係。
“兵有長短”，誰都想用長避短以避實擊虛。但戰爭是雙方的事，“吾之所長，並出而用之，彼將不一與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詐，蘇詢認爲，要用用長避短之正，需設暴短陰長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蘇詢認爲，暴短陰長才能達到用長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隊“無所顧”、“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條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憑所侍可以堅定鬥志，鼓舞士氣，正如一個人，“尺捶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有恃則勇，無恃則怯，“人之情也”。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如果以爲“有所恃”而麻癬渙散，其“所恃”將不可恃，這也如正一個人，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善用兵者注意發揮有利條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軍心，鞏固陣容，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勢鞏固自己，“則力有餘矣”。這是蘇詢對用兵應“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辯證認識。
創作背景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爲了防範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鬥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契丹、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不限制兼併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貴族佔有大量土地，社會矛盾尖銳。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貢大量銀兩以及商品。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宋四周環伺，政策上求和，積貧積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戰例，《權書》十篇就是他這時期系統研究戰略戰術間題的軍事專著，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