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蘇軾關係到底怎麼樣?烏臺詩案王安石爲什麼要幫蘇軾求情?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王安石與蘇軾兩個人，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敵，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變法，而蘇軾是站在反對變法的一方的，所以兩人很明顯是政敵。然而，當烏臺詩案爆發之後，蘇軾的結局是非常慘的，爲什麼這時候，作爲政敵的王安石卻出面爲蘇軾求情?政敵難道不是巴不得對方早一點被踩在腳下嗎，王安石這樣做又是爲什麼呢?
王安石與蘇東坡是一對“政敵”，王安石出於政治需要貶謫過蘇東坡，也出於道義責任援救過蘇東坡。蘇東坡從生命的谷底黃州屹立成偉大文學家後，到南京拜訪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偉人相會，飄逸瀟灑，友誼超邁，人品風流，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的節點。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纔等來機會
通過在基層充分歷練和積累後，王安石三十六歲從地方回到朝廷，擔任掌管全國財政和漕運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綱領——《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稱“萬言書”。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爲切入口的教訓，換成以“經濟改革”爲切入口。
此時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國勢陷入“積貧積弱”困局。宋仁宗在啓用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時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綱領時，與“慶曆新政”失敗已經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邁年高，心灰意冷，當年追隨范仲淹的韓琦和富弼，此時雖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銳氣：他們這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綱領採取了“留中不發”的冷處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機會。直到二十歲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纔等來機會。宋神宗還在潁邸的時候，就已經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粉絲。宋神宗繼位後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爲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任命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並以“越次入對”的殊禮，邀請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國是，最後以“師臣”禮遇入閣拜相，推出了震古鑠今的“王安石變法”。
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滿肚子不合時宜”
有一種觀點認爲，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的發展將提前進入快車道。他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經濟思想，已經接近現代經濟學原理，然而，歷史的悲劇在於，當時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領袖王安石與反對派領袖司馬光都是意志堅定、毫不妥協的政治家，僅從《答司馬諫議書》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安石與司馬光是如何地針鋒相對。
林語堂先生有句話說得很到位：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用蘇東坡的“紅顏知己”王朝雲的話來說，他是“滿肚子不合時宜”。錢穆先生就指出過這一點：蘇東坡的建設性意見幾無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語言卻纔華橫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幾爲蘇軾的筆頭所動搖。然而，此時王安石仍能忍耐蘇軾。支持改革的御史謝景溫曾風聞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國家專營商品，按照人治社會的潛規則，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對派急先鋒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搞過幾次“政治小動作”，然而在查無實據之後，王安石卻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越過了政治爭論，屬於離間君臣的“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下決心把這面反變法旗幟罷出朝廷。
王安石歸隱鐘山，不計前嫌挺身而出救蘇軾
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前後八年兩度爲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驚濤駭浪的風口浪尖，頑強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宏偉改革，直到耗盡最後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歸隱鐘山。
就在王安石辭相歸隱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這位永遠的政治反對派又在《湖州謝上表》中給自己找來政治麻煩。蘇軾在自己的詩文中對朝廷政治一直不斷評論。他在杭州當通判時，後來被李約瑟譽爲中國最偉大科學家的沈括，作爲欽差大臣到杭州檢查農田水利建設，就曾在“與軾論舊”中抄走許多蘇軾詩文，回朝後又把他認爲有“政治問題”的詩文箋註呈報宋神宗。
這次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又習慣性地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這裏的“新進”和“生事”兩詞是有明確政治背景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曾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蘇東坡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輕變法官員稱爲“新進”。此時蘇軾已繼歐陽修成爲文壇領袖，他的《湖州謝上表》按慣例在朝廷邸報上發表後，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進”們頓時成爲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臺監獄。因漢代御史臺官署內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百隻烏鴉築巢，所以後人便把御史臺稱爲“烏臺”，蘇軾此案也因之被稱爲“烏臺詩案”。李定等“新進”還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蘇軾於死地。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據史料記載，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蘇軾，一位是其弟蘇轍，願把自己的官職捐出來爲兄贖罪，另外兩位卻都是蘇軾的政敵：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鬥爭手法。蘇軾雖然恃才自傲，但操守嚴明，光明磊落，是個君子。“豈有盛世殺才士乎?”據史料和宋人筆記記載，“烏臺詩案，上以公疏入方決”。於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勢和慣例，把蘇軾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相逢一笑泯恩仇
“黃州四年”後，蘇東坡來到江寧。王安石穿一身與鐘山農民沒有多大區別的衣服，騎着一頭毛驢到江邊迎接蘇東坡。來不及冠帶的蘇東坡慌忙出船長揖而禮：“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王安石則拱手而笑：“禮豈是爲我輩設?!”
這一對原來的“政敵”旋即超越政治藩籬，還原成瀟灑飄逸、風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們民族的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就這樣體現在兩位優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蘇東坡在鐘山遊山玩水、談詩論佛將近一月。
他們都出入自如，進退美麗，其精神姿態與風流人品，體現了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輝煌高度——兩位偉人在鐘山相處的日子，應該說代表了西哲海德格爾所向往的那種“詩意的棲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