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烏臺詩案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宋朝絕對是文人的黃金時代，文人們拿着高薪，有大把的休閒時光，瀟灑地出入閣樓楚館偎紅倚翠，唱着些“大江東去浪淘盡”或“楊柳岸曉風殘月”或豪放或婉約的詞曲。經濟的空前繁榮和文藝政策的空前寬鬆，造就了一個文化上的巔峯時代。
爲何宋朝的文人們可以如此愜意?
軍人出身的宋太祖，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軍人的可怕，他們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與自己一樣黃袍加身，所以宋朝在建立的開始，就對軍人充滿了戒心，這也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的深層次原因。宋太祖立了一塊碑，告訴自己的後代子孫，不能擅殺士大夫，也不能殺上書言事的人。在這個政策的庇護之下，宋朝的很多文人很囂張，比如耿直的寇準、狂暴的包拯、不平則鳴的范仲淹，還有一肚子牢騷的蘇軾。
但這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在宋神宗時代差一點被廢除。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一度很想殺掉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整天神神叨叨發牢騷，或明或暗諷刺變法的蘇軾。而這一切，都來自一個文藝界的案子，這個案子叫“烏臺詩案”。
烏臺其實就是御史臺，是宋朝的中央監察機構。因爲御史臺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於是叫“烏臺”。
宋朝御史臺的權力極大，是皇帝的耳目機關，也是宋朝皇帝限制宰相權力、駕馭羣臣的重要執行機關。御史臺的官員全部由皇帝親自任命，宰相無權干涉。宋朝規定，御史臺可以對文武百官行使彈劾的權力，且不需要直接的明確的證據，“且許以風聞言事，不必有明確證據”。我沒有證據，但是我聽說有過這種事，這就給御史臺以幾乎是無限的權力。據統計，整個宋朝就有六位宰相遭到御史臺的彈劾而下臺，連跟着宋太祖趙匡胤出生入死的功勳元老趙普也不能倖免。所以，官員們懼怕烏臺，怕的不是柏樹上的烏鴉，怕的是御史臺官員的“烏鴉嘴”。
因爲，御史臺的“烏鴉嘴”們要想搞定誰，那簡直是分分鐘的事情。
在王安石變法的時代，御史臺的“烏鴉嘴”們，其實早已經盯上了蘇軾。
王安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爲了推行變法，大量提拔支持他變法的官僚。在王安石看來，這些人大概就是天使，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志大才疏蠅營狗苟的“鳥人”。同時，展開與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的黨爭，嚴厲打壓舊黨的勢力。按理說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的蘇軾，能在新舊兩黨的慘烈黨爭中置身事外，但偏偏蘇軾的政治情商不高，他既反對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也反對舊黨的某些做法，因此兩黨都對喜歡發牢騷的蘇軾很不感冒。
一向自認爲是君子的王安石，欽佩蘇軾的才華，但對蘇軾或明或暗地反對新法很有意見，王安石大概不會親自下命令，讓御史臺的“烏鴉嘴”們去查蘇軾，但王安石手下的官員，都是察言觀色的人，爲了讓王安石高興，去查蘇軾，那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蘇軾當時還是意氣風發的青年官員，仕途一帆風順，相繼在密州、徐州等地做長官，與地方官員百姓關係融洽，再加上踏實能幹平易近人，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很快就成爲政治明星。他還夢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理想，他要走的是一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道路。
但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蘇軾也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第一個盯上蘇軾的人，是著名科學家沈括。沈括在去浙江巡視新法的時候，專門通讀了蘇軾的詩稿，從中“尋章摘句老鵰蟲”，沈括認爲蘇軾的有些詩句不懷好意意味深長，肯定是在諷刺新法誹謗朝廷，於是就向宋神宗報告。
宋神宗縱然在改革的立場上支持新法，但在駕馭羣臣方面，他沒有忘記太祖的另外一條祖訓：“異論相攪”，說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動羣衆鬥羣衆，讓政見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懷有宿怨的大臣共處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達到消除在帝國內部任何潛在威脅的目的。
基於這個陰險的祖訓，宋神宗當然不會因爲沈括的捕風捉影，也不會因爲年輕的蘇軾幾句牢騷話，就把蘇軾給弄死。
而蘇軾也錯判了形勢。他認爲宋神宗極爲開明，自己又那麼有才，連朝中的太后都說自己是國家的棟樑之才，暗中發發牢騷，大概沒有什麼關係。年輕的蘇軾很顯然不懂“牢騷太盛防腸斷”的道理，繼續我行我素。
新舊兩黨的黨爭更加劇烈了。秉持着“異論相攪”立場的宋神宗一直搖擺不定，這讓王安石心力憔悴無力支撐，辭職回到金陵的半山園，過起了隱居生活。
元豐二年，蘇軾從楚風漢韻的徐州，調任杏花煙雨的湖州。按照慣例，蘇軾應該寫一封奏章，以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但正是這封奏章，被御史臺的“烏鴉嘴”們找到了蛛絲馬跡;正是這封叫《湖州上謝表》的奏章，掀開了烏臺詩案的蓋頭。
而烏臺詩案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第一個影響是蘇軾在此之後，成爲蘇東坡。
第二個影響是它把一個心懷天下的儒家青年官員蘇軾，逼成了儒道佛兼修、詩詞書畫俱佳的中國文化大師;把心浮氣躁愛發牢騷的蘇軾，逼成了“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達觀曠達的蘇東坡;逼成了“心安之處是吾鄉”的隨遇而安隨緣而喜的蘇東坡。
第三個影響是烏臺詩案嚴重考驗了人性，那些蘇東坡與之友善的保守派，那些蘇東坡看不起諷刺挖苦的改革派，在蘇東坡被關進監獄之後，截然不同的表現，這讓蘇軾徹底看透了人生。
蘇軾在謝表中謙虛了一把：“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正是這句話中的“新進”和“生事”兩個詞，被人抓住了把柄。
這兩個詞是當時的流行詞，也有特指的意義。蘇軾曾經諷刺過王安石新提拔起來的有些小人叫“新進”，後來這個詞就成了形容王安石陣營的專有貶義詞了;司馬光曾經給王安石寫了一份長信，裏面有“生事”，其實就是指責王安石變法就是瞎折騰，於是，“生事”也就成了諷刺新法瞎折騰的代名詞了。
縱然御史臺查辦官員不需要直接證據，但在御史臺看來，蘇軾諷刺朝廷污衊新法，證據確鑿。
王安石罷相，但朝廷中的新黨勢力仍然在找機會整蘇軾。最積極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在李定的帶領下，何正臣、舒亶等御史臺官員千方百計從蘇軾的詩文中找更多的證據。
舒亶向宋神宗報告說，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
御史中丞李定最後出馬，舉了四項理由說明應當處蘇軾極刑。第一，蘇軾是個志大才疏不學無術的人。第二，蘇軾急功近利急於獲得高位，心中不滿乃譏訕權要。第三，皇帝對他非常寬容，但他死不悔改。第四，蘇軾的詩歌影響巨大，作爲最有影響力的大V，他的詩文在全國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搞亂了思想。
總之，蘇軾罪大惡極罪不容誅。
宋神宗大怒，立馬派人把蘇軾抓回朝廷，交給烏臺審判。
蘇東坡在聽到弟弟蘇轍傳送的消息之後，如五雷轟頂不知所措，他的腦子裏無數次閃過死神來了的場景。在被押往朝廷的路上，一度想投河自殺，在被關進監獄的時候，也數次想自殺，甚至連寫給弟弟蘇轍的遺書都寫好了。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看來，蘇軾自認爲死定了，趕緊向感情最爲深篤的弟弟蘇轍告別。
蘇軾平時喜歡交朋友，他號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好像全天下都是自己的朋友，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
蘇軾平時特別喜歡將自己寫的詩送給朋友。這些朋友中，有自己的弟弟蘇轍，有駙馬王詵，更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最終這些人都因爲蘇軾的案子，受到了影響。駙馬王詵因爲向蘇軾通風報信而被剝奪一切官職;蘇轍因爲是蘇軾的弟弟被降職處理。而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其他人一律罰款處理。
而蘇軾，仍然生死未定。
在絕境之時，總能考驗人性，體現出人性的光明或陰暗。
平時被蘇軾引爲摯友的保守派大臣，大部分退縮了。反而是被蘇軾諷刺挖苦的新黨中的有些官員，積極營救蘇軾。
王安石應該是最恨蘇軾的人了，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已經賦閒在家的他，力勸宋神宗不應該殺國家的賢才;新黨中後來被認爲品質不佳，在以後的日子中瘋狂迫害蘇軾的章惇，也替蘇軾說話，甚至不惜與宰相王珪撕破臉皮。而曹太后的話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說仁宗在位的時候，曾經說過蘇軾與蘇轍兄弟是國家的宰相之才。宋神宗也不想壞了祖宗不殺文人的規矩，於是蘇軾被貶到黃州，開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番旅程。
烏臺詩案徹底改變了蘇軾。在押往京城的路上，在監獄裏，蘇軾曾經數次想過自殺，這時的蘇軾，還是一個未經大風大浪的畏畏縮縮的人，而到了黃州之後，蘇軾似乎大徹大悟了。
在黃州，他問朋友要了一塊地，建了一座叫雪堂的茅屋，學白居易躬耕東坡，學陶淵明採菊東籬下，享受貧窮但悠然的生活。他已經不是那個患得患失的蘇軾了，他成了在東坡上種地的農民，成了在雪堂吟詩作賦揮毫作畫的藝術家。
蘇東坡的身上，還有儒家的積極進取與懷抱天下的志向，不過，影響蘇東坡更深的，卻是老子的無慾無爲，莊子的無心逍遙。蘇東坡同樣沉浸在佛教對彼岸的嚮往之中，承天寺的月光與梵音，澄淨了他的心靈，在對世界本是虛幻的認識之中，蘇東坡不再執着，他放下了自己，也最終成就了自己。
我曾經在《蘇東坡與黃州，誰是誰的精神家園》中寫道：在黃州，他寫給別人的信成了“天下第二行書”的《寒食帖》;
他寫下了經典永流傳的雄文《赤壁賦》，將錯就做地成就了黃州赤壁的美名;他寫出了“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曠達;他寫出了“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他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千古豪邁;他寫出了“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看透命運的《滿庭芳》;他寫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深刻思索;
他寫出了“心安之處是吾鄉”的隨遇而安的心境。
烏臺詩案之後，蘇軾在黃州，成了蘇東坡，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全才的大師，他實現了鳳凰涅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