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東坡從徐州調任湖州。依照慣例，他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上奏朝廷，不外乎是些“爲臣無甚政績，感謝皇恩浩蕩”之類的套話。壞就壞在，文人習性使然，他在表中不由自主地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裏的“其”是指自己，他把自己和“新進”對比，說自己不“生事”，言外之意，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本來，這也就是漫無所指的兩句牢騷話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但當時正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生事”二字正是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這下可使御史臺裏的“新進”們惱羞成怒，他們當然要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藉機打擊異己。六月，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單憑這兩句話是告不倒蘇軾的，不巧的是，他的一本新詩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好在這時出版了。這些人認爲機會來了，監察御史臺裏行舒亶對這本詩集潛心鑽研了四個月，他從中找出了幾首詩，然後上奏彈劾蘇軾。
歷來文字獄的方法無非是斷章取義，然後上綱上線。舒亶說，蘇軾的詩“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錢;“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在諷刺興水利;“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在諷刺鹽禁……等等，不一而足。
接着，“新進”人物紛紛出面，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羅列了蘇軾的許多罪行，聲稱蘇軾無禮於朝廷，必須斬首。他們是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皇帝只同意拘捕蘇軾，而且不允許在進京途中把他關入監獄。
此時，刊印蘇軾詩集的好友王詵聽到了這個消息，趕緊派人給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使者也同時出發了，不過還是蘇轍派的人先到了湖州，蘇軾得知了消息。
蘇軾畢竟只是一個文人，朝廷使者來到時，嚇得不敢出來。手下的通判說，躲也不是辦法，最好還是依禮迎接官差。蘇軾這才定下了神，穿上官衣官靴，出來見了官差。蘇軾說：“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官差說道：“沒有這麼嚴重。”打開公文一看，只是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並傳喚進京而已。
蘇軾回到家裏，全家人都在大哭。蘇軾這時已恢復了常態，笑着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宋真宗時候，從民間訪求大儒，有人推薦了詩人楊樸。楊樸不願意做官，但被迫來到了京師，晉見皇帝。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樸答道：‘臣不會。’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樸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皇帝又問：‘是什麼詩，可以告訴我嗎?’於是楊樸把臨行時妻子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然後蘇軾對妻子說：“你就不能像楊樸的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大家都破涕爲笑，，心裏也稍稍安定。
蘇軾不知道自己會判什麼罪，並且怕會牽連好多朋友，在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他都想跳水自殺。但又一想，跳了水，怕會給弟弟招來麻煩。
蘇軾在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八月二十日，被正式提訊。在審訊中，出於無奈，蘇軾陸續承認，自己的一些詩作是在批評新政。
雖然“罪名成立”，但憑這些罪名是不能判重刑的，於是御史臺又找。他們曲解了蘇軾的許多詩文，比如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裏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的句子，就誣告說“蟄龍”是在影射皇上，好在神宗並不糊塗，他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蘇軾遭受迫害，在獄中的日子非常難過。審訊者常常對他通宵辱罵，他不知生死命運，常常一日數驚。
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兒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無法見面，父子二人暗中約定：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判了死刑，就送魚，以便早做準備。
有一天，蘇邁出京去借錢，就託一個朋友代勞，卻忘了告訴朋友約定之事。朋友送的飯裏，偏巧有一條薰魚。蘇軾大吃一驚，以爲凶多吉少，極度悲傷之下，給弟弟蘇轍寫了兩首訣別詩——《獄中寄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詩寫完後，按照規矩，獄吏把它呈交給神宗皇帝。讀到這兩首絕命詩，神宗感動之餘，也不禁被蘇軾的才華所折服，他本就沒有處死蘇軾的想法，只是想借這個機會挫挫他的銳氣。
這時，朝中的正直人士都在爲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神宗就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他爲黃州團練副使。
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就是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也稱烏臺。所以此案被稱爲“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流傳了開來。
蘇軾畢竟是蘇軾，雖然這次案件對他的打擊是相當大的，但並不能改變他的豪邁和灑脫。出獄不久，他就和着上面兩首詩又寫了《出獄次前韻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爲餘投檄向江西。
這兩首詩既抒發了出獄後的欣喜，也暗含着他對人格操守的堅持。他是因爲寫詩入獄的，他也知道“平生文字爲吾累”，但剛出獄就又說“試拈詩筆已如神”，可見他精神的放曠，性格的倔強。汪師韓在《蘇詩選評箋釋》裏說他：“詩獄甫解，又矜詩筆如神，殆是豪氣未盡除。”第二首中的“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二句，他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以及“賈昌少年鬥雞得寵”的典故，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雖福禍未知，但一定會堅持自己的性格操守，決不做阿世媚俗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