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開始了另一場新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圍繞的焦點是：究竟中國該實行革命，還是改良立憲。
清末的報刊上，吵架的場面蔚爲壯觀。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爲他們搖旗吶喊。在這場大討論中，國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運動的洗禮。
資產階級革命派出現的時間並不晚於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改良派晚。作爲革命先驅者的孫中山出生於廣東的一個農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國檀香山，在其兄孫眉的資助下完成學業。在這期間，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並在1895年在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爲綱領，同年，孫中山籌劃在廣州發動起義，因行事不密，導致陸皓東等人犧牲。孫中山遂流亡海外，經考察歐美各國後，孫中山於1897年抵達日本，在日本繼續組織革命宣傳活動。
而在1898年，康有爲、梁啓超等人因爲戊戌變法失敗，也逃亡到了日本。這一下日本熱鬧起來。兩派人在日本爲爭奪輿論陣地打起了筆墨仗。
康有爲的得意門生梁啓超是一個文筆與思想都十分犀利的才子。他在日本主編《清議報》、《新民叢報》，用他犀利的筆桿子拋出一篇篇文辭華麗、議論精闢的文章，包括《少年中國說》、《積弱溯源論》等，一方面大肆讚揚光緒皇帝是亙古少有的“明君”，鼓吹“保皇”，另一方面又將戊戌政變的幾大主謀慈禧太后、榮祿、袁世凱等大加撻伐，把他們稱爲“逆後賊臣”，所以要“尊(光緒)皇攘(慈禧太)後”，建立君主立憲制。康有爲則在加拿大等地組織了一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廣泛結交華僑，希望能借此實現他們的改良主張。
孫中山則爲了爭取改良派，團結反清力量，一度與康有爲等進行和談，梁啓超雖然表示對革命有興趣，但他的導師康有爲頑固地堅持拒絕革命，雙方一拍兩散，一場嘴仗也就在所難免了。
顯然，康有爲還是沒有總結出戊戌政變失敗的教訓，他繼續指望有一天能出現光緒皇帝出來主持改革的“奇蹟”，他還聯絡國內的唐才常等人發動一場旨在“請光緒帝復辟”的自立軍起義，卻被張之洞等殘酷絞殺。“勤王”的失敗並沒有讓頑固的康有爲醒悟，他還是繼續做着他的保皇立憲夢。1902年，他寫出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他一方面大讚清朝的統治是“至仁之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各國都未有的。接着，他又說，中國人愚昧無知，不可以共和，只可以君主立憲，他危言聳聽地表示，一旦共和了，就會“亡國滅種”、“天下大亂”。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立刻進行了反擊，章太炎早年曾經參加過維新變法運動，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他立刻總結出了改良無用的結論，走向了革命道路。針對康有爲的論點，他於1903年在《蘇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對康有爲所謂中國人“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可行革命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爲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時，他還直斥保皇派的“偶像”光緒皇帝爲“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這篇文章文筆犀利，用詞大膽，一時間人人傳閱，章太炎成爲革命派中的風雲人物。
孫中山在1904年支持章太炎，他在《敬告同鄉書》中把康、樑的保皇思想狠狠批判了一通，同時指出革命和改良是兩條路線，絕對沒有調和的可能，對康有爲、梁啓超的“名爲保皇，實則革命”的說法嗤之以鼻，認爲那是道地的“假革命”，是康有爲等人的騙局，目的就是欺騙一羣“不明真相的羣衆”跟着他們去進行那已經沒有希望的改良運動。
另一個不滿20歲的青年鄒容帶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熱忱，寫就了一篇戰鬥檄文《革命軍》，號召國人用革命來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革命軍》迅速成爲了當年的“暢銷書”，其百萬冊的銷量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讓一個當紅作家汗顏的。
章太炎和鄒容的“過激”言論立刻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立刻於1903年6月要求上海租界巡捕將章太炎、鄒容兩人逮捕。清政府錯看了局勢，誤以爲能沿用康、雍、乾三朝文字獄的老法子，把章、鄒兩人送京審訊，處以極刑，把持租界的列強卻不吃這套，最後，在列強的要求下，清政府被迫鬧出了一幕一國主權政府爲原告在外國人設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國公民的滑稽戲，章太炎和鄒容分別被判處三年和兩年監禁，這次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不但讓清政府臉面全失，還變相爲章太炎、鄒容做了廣告，兩人的著作藉着“名人效應”繼續大熱，革命思想進一步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