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烏臺詩案發生，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職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譏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簡介
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爲“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
烏臺詩案
事件始末
背景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蘇軾都極爲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爲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爲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過程
蘇軾於當年移知湖州，到任後上表謝恩，朝臣以其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蘇軾動輒歸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賞。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蘇軾譏諷，於此案中也指蘇軾有“悛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廢之罪。
御史舒亶尋摘蘇軾詩句，指其心懷不軌，譏諷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興水利、鹽禁等政策。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蘇轍時在商丘已預知消息，託王適協助安置蘇軾家屬，並上書神宗陳情，願以官職贖兄長之罪。
蘇軾在9月被捕後，寫信給蘇轍交代身後之事，長子蘇邁則隨途照顧。押解至太湖，蘇軾曾意圖自盡，幾經掙扎，終未成舉。捕至御史臺獄下，御史臺依平日書信詩文往來，構陷牽連七十餘人。蘇軾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預備自盡。
押解途上，蘇軾與蘇邁約定，如有不測，則單送魚至牢中。親戚送飯時，一時不察，蘇軾以爲將死，遂寫下二詩與蘇轍訣別：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結果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情況如下
大理寺的初判
大約從十二月起，“詩案”進入了判決階段。如果陳睦的“錄問”[注3]很快完成，交給大理寺，那麼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測在十二月初。有關了大理寺的判詞，《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則將其要點概括爲：“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換言之，大理寺官員通過檢法程序，判定蘇軾所犯的罪應該得到“徒二年”的懲罰，但因目前朝廷發出的“赦令”，他的罪應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懲罰。
御史臺反對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顯然令御史臺非常不滿，《長編》在敘述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後，續以“於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對大理寺判決的奏狀。他們向皇帝要求對蘇軾“特行廢絕”，強調蘇軾犯罪動機的險惡，謂其“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不過李定和舒亶的兩份奏狀並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討論，沒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詞本身存在什麼錯誤，只說其結果不對，起不到懲戒蘇軾等“舊黨”人物的作用。
審刑院支持大理寺
審刑院在案件審覈中起到複覈作用。從《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載“審刑院本”的結案判詞可以看出，審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並進一步強調赦令的有效性。其結案判詞可以被梳理爲三個要點：一是定罪量刑，蘇軾所犯的罪“當徒二年”;二是強調赦令對蘇軾此案有效，“會赦當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據皇帝聖旨，對蘇軾處以“特責”，貶謫黃州。由於當時當朝多人爲蘇軾求情，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爲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後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王安石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黃州，爲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蘇轍被貶江西筠州任酒監，平日與蘇軾往來者，如曾鞏、李清臣、張方平、黃庭堅、範鎮、司馬光等29人亦遭處分。張方平、司馬光和範鎮罰紅銅三十斤，其餘各罰紅銅二十斤。烏臺詩案於12月結束。
風格變化
在詩案之前，蘇軾自任杭州通判以來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爲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題材上
蘇軾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的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人生，終於能夠風輕雲淡的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文化上
前期，他“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與弟弟蘇轍“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聘釋迦文”。雖崇尚道佛文化，但仍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迴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爲變法搖旗吶喊。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更加想要回歸到道佛文化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啓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風格上
在風格上，蘇軾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爲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着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爲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變化原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爲“聊從造物遊”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裏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