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是什麼你知道嗎?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秦朝用法家治國，享國15年而滅。建立在秦朝廢墟上的西漢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對治國理念進行過幾次重大的調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調整。西漢中後期，中興西漢的漢宣帝總結朝廷統治天下的經驗是“霸王道雜之”。“霸王道雜之”看上去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樣容易理解，相信不少讀者會對此感到迷惑，就連筆者也對此感到困惑過。本文依據史料淺析“霸王道雜之”的內涵，希望能爲讀者朋友們揭開“霸王道雜之”神祕的面紗。
從“無爲而治”到“獨尊儒術”
秦末漢初的歷史就是一段戰火連綿的歷史，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到公元前202年楚漢戰爭結束，長達七年的戰爭把秦朝短暫統一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摧毀殆盡。西漢初年，國家人口減少，經濟凋敝，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跌落到了極點。
一次，漢高祖路過曲逆縣，看到城中鱗次櫛比、寬敞高大的房屋後，不禁稱讚曲逆是天下局指可數的大縣，可以和當時的大都市洛陽相提並論，然後，漢高祖問御史曲逆的戶口有多少。御史答道，秦始皇時有三萬多戶，經歷戰爭後，如今只剩下了五千戶了。經過長年累月的戰爭後，曲逆縣的戶口竟然整整下降了六分之五，即使如此，漢高祖依然稱其爲大縣，足見戰爭對國家和百姓的破壞有多大。
不僅黎民百姓深受戰爭的危害，就連漢高祖出行時都湊不齊四匹毛色一樣的馬，而將相出行時乾脆乘牛車。可以說，國家的威儀和顏面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幾乎無法擁有。
漢高祖爲儘快恢復國家實力，在經濟上實行了自由開放的政策：1，允許民間買賣人口。2，對百姓輕徭薄賦，只收取田租十五之一的稅。3，政府量入爲出，減少開支。4，不禁山林草澤，允許私人佔有和開發。與此同時，漢高祖約法省禁，鬆弛國家的刑法，從法律方面保證了民間經濟的自由發展。
漢高祖駕崩後，漢惠帝、呂太后、漢文帝、漢景帝繼續沿用漢高祖的政策。漢文帝在經濟上允許私人鑄幣，並進一步減稅，百姓只須繳納田租的三十之一即可，他又在刑法上廢除連坐法和肉刑，更是把漢高祖的政策發揚光大。
西漢初年，歷任統治者的政治、經濟措施體現在治國理念上就是“無爲而治”。“無爲而治”又稱“黃老之學”，是一種道家思想，這種思想主張政府放鬆對社會的管控，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小政府，大社會”。
“無爲而治”激活了西漢社會各階層的活力，使國家經濟實現了騰飛，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盛世“文景之治”由此誕生。與此同時，經濟繁榮帶來的社會危機也開始浮出水面，並進一步加深。
其一，諸侯王在自己的封國任用親信，發展經濟，擁有了對抗中央的實力。吳王劉濞“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公元前154年，他聯合其他六個諸侯王悍然發動叛變，對抗漢景帝的削藩政策，差點改變中國歷史的進程，這便是有名的“七國之亂”。公元前148年，平定“七國之亂”有功的樑王劉武爲爭奪帝位繼承權，派人公然刺殺反對自己繼位的朝廷大臣袁盎，又用另一種方式和漢景帝對抗。可以說，實力強大的諸侯王在“文景之治”期間已經能撼動中央的權威了。
其二，豪強、鉅商、遊俠等勢力大批出現，侵蝕着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同樣在“七國之亂”中立功的灌夫“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漢文帝劉恆的影視劇形象
漢武帝即位後，國家進行一場解除社會危機的變革勢在必行。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在外戚竇嬰、田蚡的支持下，任用王臧、趙綰掀起了一場推行儒術的改制運動，企圖達到“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的目的。第二年，“趙綰請無奏事東宮”，企圖架空竇太后，竇太后勃然大怒，罷免竇嬰、田蚡，逼死王臧、趙綰，使漢武帝的改革計劃流產。
公元前135年，堅持“黃老之學”的竇太后駕崩，漢武帝開始掌握實權。第二年，漢武帝重伸尊儒立場，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提出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的建議。
“大一統”爲漢武帝變更制度，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思想理論工具，漢武帝予以採納。從此，儒家學說取代道家學說成爲官方的正統學說。
“霸王道雜之”
只要提起儒家，人們就會想到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是一個極力推崇“德政”的人。但是縱觀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的各種作爲，似乎看不到多少“德政”的影子，我們只看到了殺伐果斷和開疆拓土，還有迷信方術，追求長生不老。在漢武帝的身上，隱隱約約有秦始皇的影子，而秦始皇是推崇法家學說的，難道西漢時代的儒家思想和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不一樣嗎?
漢武帝劉徹的影視劇形象
是的，兩者的確不一樣。儒家並不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學派，而是一個積極進取的學派，它在不斷地傳承中廣泛吸收其他學派的觀點，對自己進行着潛移默化地改造。早在戰國晚期，荀子就融合其他學派的元素，對儒家進行一番改造，提出了“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論點。李斯拜荀子爲師，又對荀子的思想進行改造，把法家學說發揚光大，輔佐秦始皇平定了天下。
進入西漢時期後，董仲舒吸取當時各家各派思想中的新內容來充實自己，提出了“刑者，德之輔”的觀點。“刑”即刑法，來源自法家思想，“德”即德政，來源自儒家思想，“刑”爲“德”輔，即儒、法並用，以儒爲主。
在儒家的話語體系裏，以“德”治國謂之王道，以“刑”治國謂之霸道，兩者相結合便是“霸王道雜之”。在諸侯王、豪強、鉅商、遊俠等勢力不願意向朝廷主動屈服的情況下，漢武帝用“霸王道雜之”統治天下勢在必行。與董仲舒同屬公羊學派(研究《春秋公羊傳》的儒家學派)的公孫弘被提拔重用後“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迎合了漢武帝的治國路線，因此深得漢武帝的賞識，在官場上平步青雲，最終成爲丞相，以平民的身份被封爲平津侯，開創了西漢中後期擔任丞相者必封侯的先例。
當儒家學說成爲官方正統學說後，一大批才能出衆的儒家學者進入官場，他們積極爲漢武帝出謀獻策，許多社會問題被迎刃而解。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把諸侯國化整爲零，徹底解除了諸侯王對中央的威脅。此外，主父偃還建議漢武帝把全國各地的豪強遷到茂陵(漢武帝的陵墓)，以削弱豪強對家鄉民衆的影響力，增加京師長安的實力，漢武帝亦予以採納。於是，地方分裂勢力被削弱，中央實現了集權。
主父偃是以德治國的代表，張湯則是依法治國的代表。張湯和趙禹奉詔修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張湯在審理陳皇后巫蠱案、淮南王劉安謀反案等重大政治案件時“皆窮根本”，爲漢武帝徹底清除了反對勢力。
漢武帝用“霸王道雜之”治國，成功推行了推恩令、鹽鐵專營、均輸法、算緡令、北伐匈奴、南定南越、東滅朝鮮、經營西域等內外政策，對內加強中央集權，對外開疆拓土，使漢朝走向了強盛。
公元前87年，漢武帝駕崩，西漢經歷十九年的霍光專政後，漢宣帝在公元前68年掌握了實權。霍光和漢宣帝都繼承了漢武帝的執政理念，保留了遷徙豪強、鹽鐵專營、均輸法、打擊匈奴、經營西域等內外政策。漢宣帝親政後勵精圖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公元前60年，漢宣帝置西域都護府管理西域諸國，使西漢的疆域達到了全盛。
從“霸王道雜之”到“純任德教，用周政”
“霸王道雜之”重在“霸道”，也就是法家，這也是爲什麼很多人把漢武帝和秦始皇視爲一類帝王的原因。漢武帝“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丞相公孫弘去世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相繼爲丞相，除石慶“以惇謹”善終外，其他所有人全部遭到了誅殺。就連興國有功的主父偃、張湯也全部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人生。
漢宣帝頗有漢武帝之風，治國時“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柔仁好儒”的漢元帝做太子時認爲漢宣帝“持刑太深”，建議漢宣帝“宜用儒生”，漢宣帝對此十分不悅，訓斥漢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完，漢宣帝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純任德教，用周政”注重“王道”，也就是儒家。公元前49年，漢宣帝駕崩，漢元帝即位。漢元帝放棄“霸王道雜之”的治國路線，改用“純任德教，用周政”的治國路線，如漢宣帝所料，他在治理國家時“徵用儒生，委之以政”，但卻“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反覆改變既定方針政策，結果造成中央皇權衰落、外戚長期專權，地方豪強重新崛起等亂象的出現。公元8年，出身儒家的外戚王莽取代西漢，建立新朝，西漢就此滅亡。
縱觀西漢統治思想的變化，第一階段(漢高祖、漢惠帝、呂太后、漢文帝、漢景帝)是道家的“無爲而治”，第二階段(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是儒、法並用的“霸王道雜之”，第三階段是儒家(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的“純任德教，用周政”。事實證明，“霸王道雜之”是一種能有效加強中央集權的的統治方式，它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中的各種元素，使統治者在處理各種社會問題時能夠遊刃有餘，而不必墨守成規，只能消極應對社會的變化。
“霸王道雜之”對後世的影響
西漢通過實行“霸王道雜之”把皇權和國力都推向了頂峯，此後歷朝歷代的強勢君主借鑑西漢治國的經驗，皆以“霸王道雜之”爲治國良策。唐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宋太祖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曰：“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頗。”清雍正亦曰：“自古爲政者，皆當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唯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以上四位帝王的話雖然各不相同，卻無一不是對“霸王道雜之”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