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信美，快平生、一覽南州風物。落日金焦浮紺宇，鐵甕獨殘城壁。雲擁潮來，水隨天去，幾點沙鷗雪。消磨不盡，古今天寶人傑。遙望石冢巉然，參軍此葬，萬劫誰能發?桑梓龍荒驚歎後，幾度生靈埋滅。往事休論，酒杯才近，照見星星髪。一聲長嘯，海門飛上明月。
白樸《念奴嬌·題鎮江多景樓用坡仙韻》
元曲之不同，在於其能頌能唱，跟唐詩宋詞比起來多了演繹的成分。這種演繹靠的不是作者，而是雕蘭瓦肆的歌妓戲子們。元曲本來是所謂的“蕃曲”、“胡樂”，就是金元時期纔出現的東西，最開始的時候多在街頭巷尾出現，大多演唱之人皆爲流浪之人，這即是自其始，就氤氳着淡淡的憂傷之意。也因之於此，元曲比唐詩宋詞要自由得多，誰都能唱，誰都能演，後來也有稱元曲爲“夾心”者，用現代眼光看的話，不如說是“夾心餅乾”，倒是文人墨客或是歌妓戲子們的消遣之物。
當然，在元朝時候的元曲戲劇，對這些活躍在民間的歌妓戲子們而言，則是求生之手段。遊走於江湖，傳唱於民間，這是中國古代文學融合世俗文化的開端，從前的唐詩宋詞大多侷限在朝野之中，或者頂多也就是讀書人知道得多點兒，其他人只顧謀生，或面朝黃土背朝天，或身負行囊走世間，哪裏有那個閒情坐下來聽曲唱歌。而元朝不同，讀書人不能參與科舉，元朝人又是以軍事立國，對讀書人打心眼裏就看不起。這些讀書人寒窗苦讀數載，便要找個求生之手段，於是跟着劇團到處走，常常寫些世態曲調，就成爲他們的人生。
因此元曲不能是陽春白雪，不能是高山流水，從其所面對的用戶來說，就自然是下里巴人的，他要用普通人聽得懂的東西去說去唱，元曲之美即也在此。在唐詩宋詞之中，若有興致，隨便是野外還是家中，就算是騎在馬上，坐在家中，只要心情來了就揮墨寫詩。而元曲則不同，元曲有各種調，什麼南呂宮唱、仙呂宮唱、大石唱、小石唱、宮調唱的，每種格調都可對應近日的歌曲風格，南呂宮唱的是“感嘆傷悲”風格，那就是伍佰;仙呂宮唱的是“清新綿邈”，那就是梁靜茹;大石唱的是“風流蘊藉”，那就是周杰倫;小石唱的是“綺麗嫵媚”，那是鄧麗君。元曲之悲喜劇，與後世之音樂不謀而合，這即是元曲之趣。
據傳元代參與戲劇創作的至少有200多人，但光風霽月、流光溢彩，可謂是應有盡有。不同的元曲有着不同的歸屬，很多元曲作者常常不屑於與朝廷爲伍而要浪跡江湖，把戲曲雜劇留給歌妓戲子們去傳唱。元好問是元曲的開篇者，早在宋金南北對峙之時，元好問就已經名震天下，被文學江湖盛讚爲“元才子”，但元好問自金國滅亡而後就終身不仕，隱居於山野之中，不再過問世事，因此對後世之元曲而言，元好問只是開了個好頭卻沒有給結尾。關漢卿橫空出世，但他其實讀書寫曲之本事，最開始並沒有被人們所發現。最早的關漢卿是金國朝堂中的太醫院的醫生，也就是所謂的御醫。或許是因爲“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關漢卿雖依附元朝，內心之中的牴觸情緒是濃厚的，多年之間即是與倡優之輩往來密切，爲一代梨園之領袖，是所謂“我是個普天下的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
四大家中的白樸身世最爲多舛，金元之亂中流離失所，因元好問之收留，而頗受元好問之影響，畢竟是元曲開山始祖的徒弟，也是詩才橫溢，出口成章。但因元好問之影響，對進入朝堂沒有興趣，而是養成了自我放逐的棄世心態，常常與前朝耆老相聚成歡，一腔憤世嫉俗心，卻無任何出氣處。白樸之傷，反映在其曲中，所謂“遙望石冢巉然，參軍此葬，萬劫誰能發。”此後，王實甫寫《西廂記》，崔鶯鶯與張生之故事，遂成後世佳緣良偶之絕配。王實甫亦是留戀於梨園，常常醉心瓦欄勾舍，最是擅長才子佳人的風韻格調，如果說元好問是金庸，白樸則就是古龍了，而關漢卿則更像是衛斯理。
馬致遠跟前面幾位還不同，年輕的時候他還是有過傳統文人的進取心的，奈何生不逢時，幾經輾轉，最終也沒有在朝野之中贏得盛名。晚年之時終至看破世事，以清風明月爲伴，遊走於梨園，也是寫出了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梧桐聲聲的悽慘故事，算是接過了當年關漢卿的位置，被世人稱之爲“曲狀元”。就算他不能得到這個“曲狀元“的身份，僅憑那首“枯藤老樹昏鴉”，也是能入得中國古詩名曲一百首了。張可久跟馬致遠命運相似，但他就沒有馬致遠那麼幸運，一生之中都在爲當官做準備，70歲了纔是幕僚，80多歲了纔是個監稅小吏，也就是今天坐在地稅局大廳裏的那個小職員，整天干的事情都是徵稅收稅。此後他也纔看透人間，寄情山水，可是人生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其曲中多有那種虛度年華之語。
再說就是鄭光祖了，也是元曲四大家之一。這個人也沒當到多大的官，最後就是個管道路的小官員，可謂是政治上的落魄文人。但雖如此，鄭光祖在南方雜劇圈子裏卻是響噹噹的人物，人稱“鄭老先生”，如果說有北方的關漢卿，南方的就數鄭光祖了。張養浩比前面幾位要好得多，首先其本身出生就是在富裕家庭，而且年少之時就頗有才名。此後基本順風順水，在朝廷上最高當官當到了禮部尚書，雖然曾經因直諫被貶爲平民，但是幾經沉浮後仍迴歸朝堂。按照其他元曲文人的看法，張養浩就是所謂人生贏家。其曲亦多豪放恢弘之句，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謂是絲毫沒有給當朝統治者任何的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