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東漢末年的董卓爲什麼不能像曹操一樣挾天子以令諸侯呢?今天就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東漢末年，隨着土地兼併越加尖銳，地方豪族勢力逐漸壯大、紛紛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加之當時的中樞朝廷正處於宦官、外戚和世家反覆權力拉鋸之中，政治黑暗、皇權虛弱，對地方掌控力下降，從而造成了羣雄割據、流民四起的動亂景象。
因天下大旱、顆粒無收，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們在鉅鹿人張角的率領下揭竿而起，因他們頭扎黃巾，因此史稱“黃巾之亂”。黃巾軍起義對東漢朝廷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在平息叛亂的過程中，各地擁兵自重的跡象更加明顯，最終出現了起義失敗、漢朝衰微的局面。後來，大將軍何進與宦官十常侍之間的矛盾愈發激烈，最終招致外兵入京的舉動，並相繼引發董卓、曹操等人挾持皇帝、操控百官的現象。然而，相較於後來曹操成功地挾天子以令諸侯，董卓對朝局的控制卻始終乏力，這是爲什麼呢?
董卓進京是因爲受到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所召，準備率軍進京討伐十常侍。此舉導致何進與宦官之間的矛盾徹底公開化，且再無迴旋餘地，並最終促使十常侍誘殺何進。然而何進雖死，包括袁隗、袁紹、袁術在內，以汝南袁氏爲核心的世家子弟卻依舊控制着京畿朝局和軍隊，並迅速剿滅了宦官勢力。換言之，當董卓以武力進入洛陽之時，其所面對的是一個漢室秩序尚且完備的官僚機器。即便後來董卓迅速收攏了京畿周邊和應召前來的其他外兵，也依然缺乏徹底打亂原有秩序的實力。
相較於董卓，曹操迎接漢獻帝之時，漢室歷經數次劫難，甚至皇帝本身就處於逃亡途中，朝不保夕。至於獻帝劉協身邊的董承、韓暹、楊奉等人也各懷鬼胎，並不受天子完全信賴。在天子的昭告之下，曹操迎接漢獻帝，並且重塑朝綱，結束了先前朝堂混亂的局面，算得上是上承天心、下應民意，符合多數人的長遠利益。當然，如果細化到曹操的具體措施層面，那就另當別論了。但至少相較於董卓，曹操所面對的“既得利益集團”阻力要小得多。
除了把持朝政所面臨的阻力不同以外，董卓與曹操的家世背景也導致他們在天下士林心目中的形象差異。董卓成長於涼州，自幼行事豪放，作戰粗猛有謀、力建戰功，在征討羌人的大小百餘戰中逐漸聚集了一股自己的勢力。他先後擔任幷州刺史、河東太守，在漢朝西北地區脈絡甚廣。然而即便如此，以邊地武人身份入仕的董卓並不爲天下士族所容納，加上他權傾朝野後控制朝堂的行爲，很容易招致大臣們的反感和厭惡。此後，董卓一方面倒行逆施、自絕於人，另一方面卻又爲了鞏固權勢而拉攏收買大臣，然而效果不佳。由此可見，董卓的出身和品行在士族子弟中是多麼的不得人心。後來關東袁紹、袁術等人起兵討伐董卓，他對中原人士就更加不信任了，愈加倚重於涼州、幷州等邊地人士。
相較而言，曹操中州名士的身份顯然更方便與人打交道，而他遷都、立宗廟社稷等舉措本身就起到了鞏固朝局、穩定天下的作用，自然吸引了包括潁川、河東等中原士子的投奔效力。雖說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漢相曹參之後)的養子，然而即便是潁川陳氏、汝南袁氏等頂級名門也都曾與宦官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袁氏宗族成員袁赦甚至位列中常侍。更何況從利益角度來說，曹操的行事風格更符合世家士族們的利益。
受制於現有的朝廷結構，以及世家士族對自己的排斥，董卓並不能很好地將自己的嫡系安插在中樞要職上，進而導致恩信未施、大臣不附的局面。同時武人出身的董卓，身邊除了李儒一人外，再無可堪一用的謀士，其自身又未能及時轉變爲中樞權臣，這或許正是董卓屢屢對朝臣拉攏的緣由所在。如此惡性循環，最終難免顧此失彼、手忙腳亂。至於曹操，在他迎接獻帝的時候，朝臣天子可謂是窮途末路，並無足夠強勁的力量和曹操對抗。另外，曹操憑藉麾下忠心將士以及原有的文臣班子迅速充實至朝堂公卿各處，能夠憑藉武力和政令霸府治事，也是董卓所不能及的。
另外，作爲武人出身的董卓，他甚至未能妥善處理好麾下涼、並兩大派系之間的紛爭。自董卓進京之後，很快收編了洛陽周邊駐軍，唯有幷州刺史丁原實力猶在，且公然與董卓叫板，直至董卓拉攏呂布刺殺了丁原，幷州軍隨即遭到兼併。只是伴隨着董卓與呂布的走近，涼州和幷州相互之間卻愈發不順眼了。前者嫉妒董卓對呂布的寵信，後者同樣對涼州人的陰狠感到不服。雙方彼此猜忌，以至於影響到了戰局。後來董卓與呂布失和，雙方勢同水火，呂布也就順勢倒向了同爲幷州人的王允(太原王氏)一方了。最終呂布誅殺董卓，涼州軍團很快也開始清洗軍中的幷州人數，雙方火併。
綜上所述，基於董卓、曹操兩個人的家世背景、政治素養和個人才能的不同，以及他們所面臨的漢室現存秩序的差異，二人把持朝政的難度和阻力也大不相同。中州名士曹操(曾得過許邵評語)既能獲得世家士族的支持，又能夠憑藉麾下文臣猛將做到令行禁止，從而完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