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禕有着很強的個人才能，他過目不忘，學識淵博，他最大的性格特點是無論遇到什麼事，他都會泰然自若、處變不驚，即使面對魏國曹爽大軍壓境，費禕也能從容與蜀漢官員來敏下棋而不慌亂;
出使吳國時，面對吳國士子的語言上的針鋒相對，費禕從容不迫，既不會有如自己作爲使者的使命，又沒有與吳國官吏發生語言衝突，孫權也斷定費禕將來會成爲蜀漢的股肱之臣;
費禕掌權之後，能在談笑間處理國家政務，娛樂、工作兩不誤，董允想效仿費禕的處事風格，結果導致工作延誤，不得不感嘆費禕過人的才能。
對於蜀漢的政務，費禕雖然遵循諸葛亮留下的治國方略治理蜀漢，但他卻不主張對魏國頻繁使用武力，專注於休養生息，因此對於姜維北伐，常常進行兵力上的限制。
頻繁用兵勢必會消耗蜀漢的國力，姜維也常被人指責是在窮兵黷武，因此費禕休養生息的國策是蜀漢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諸葛亮當初治理的非常好的蜀漢，卻又是費禕親手葬送。
陳壽作《三國志》中評價蔣琬、費禕說：“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陳壽先是將蔣琬、費禕誇讚了一番，但後面馬上就對其進行指責。這樣的指責還把後來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給搞懵了。裴松之指出，既然陳壽認爲蔣琬、費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應該舉出具體事例進行說明，沒有記載人家不好的事例，卻在結尾說人家不好，讓人“不知所謂”。
裴松之雖然爲注《三國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還是未能蒐集到蔣琬、費禕的反面事例。不過有一個事情，似乎是可以直接指責費禕的不稱職。
費禕處理國政輕鬆自在，不像諸葛亮、蔣琬那樣竭心盡力，也許是因爲自身才能過於優秀，什麼事在他都能輕鬆應對，這使得費禕便看輕了許多事情，慢慢的，在治理國家上，就開始變得懶散。懶散到開始頻繁“大赦”。
大赦就是將全國的犯罪人民，無論罪行大小，全都赦免。這種事在古代很常見，但常見於改朝換代當中，用以慶賀皇帝繼承大統，收買人心。但費禕總是無緣無故的，就突然來了一場大赦。
細數蜀漢的大赦次數：223年劉禪登基時大赦，234年諸葛亮去世後大赦，238年劉禪立張飛第二女爲皇后大赦，243年費禕爲大將軍時大赦，246年無故大赦，249年無故大赦，251年無故大赦，254年無故大赦，256劉禪立兒子劉瓚爲王大赦，257年無故大赦，258年發現祥瑞大赦，261年無故大赦。
諸葛亮執政期間，僅有劉禪登基時大赦一次，蔣琬執政期間大赦三次，一次是在諸葛亮去世之後，一次是劉禪立皇后，一次是和費禕權利交接後，費禕執政期間大赦三次，史書中都未記載緣由。費禕死後，姜維主要是負責軍事，朝政先後由呂義、陳祗、黃皓等把持。
大赦雖然可以表現出執政者的仁慈，得到一定的人心，但是被赦免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更感恩戴德的是一羣罪犯，這些罪犯曾經有過傷害他人的行爲，突然被赦免，就會讓這些罪犯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使得被傷害的人痛心，正義得不到伸張，動搖朝廷的公信力，政治局面不穩定，國家便會從此走向衰敗。
劉備當初平定益州後，便馬上讓諸葛亮和法正、劉巴等人制定了蜀漢的法律《蜀科》。《蜀科》的具體內容已經遺失，無法考量，但是從諸葛亮的治國方略當中還是能窺探一二的。
按《三國志·諸葛亮》：“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諸葛亮治國的一個特點是“無惡不懲，無善不顯”，將做好事的發揚光大，做壞事的無論大小都要懲治，正是在這種嚴厲的法律下，才治理出了一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蜀漢。
諸葛亮和劉備之間的魚水之交，不僅僅是《隆中對》當中的發展戰略，兩人對於治國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衆所周知的劉備臨終遺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小奸小惡的危害在於，如果不懲治，那麼小惡勢必會積累成大惡，更大的危害社稷，因此劉備對於小奸小惡也是極度重視。
引《華陽國志》：“初，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凸嚷也。”
除了劉禪登基，諸葛亮執政十二年，一次大赦也沒有，以至於有人問諸葛亮爲什麼不進行大赦。諸葛亮則明確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舉出之前的劉表、劉璋爲例，年年搞大赦，對社稷沒有絲毫用處。因此，劉備剛一平定益州，就馬上制定法律，一改之前益州人民“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
費禕的過錯在於，已經有人向他詳細分析了大赦的利害關係，但他卻仍然執迷不悟。
按《三國志·孟光傳》：“延熙九年秋，大赦，(孟)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延熙九年(246)是費禕進行的第一個大赦，蜀漢官員孟光立刻指出，大赦這種事都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進行，但是當下的蜀漢國泰民安，這種時候大赦，非但讓蜀漢百姓得不到實際的恩惠，反倒讓罪犯逍遙法外，危害社會，是有損江山社稷的行爲。
費禕這個人，是個博愛的聰明人，卻聽不進去好話，從他沒有反駁孟光可以看出，孟光的話，費禕多少是認同的，這當中的利害關係他也應該是知道的，但是他卻沒有因此而停止大赦，反而繼續將他的博愛發揚光大，連續無故大赦，讓有罪行的人，繼續危害社會。
蜀漢的滅亡，很多人都責怪姜維頻繁北伐消耗國力，但實際上，作爲蜀漢治理內政的重要人物，費禕已經在用他的博愛慢慢的將蜀漢推向滅亡，而姜維在費禕執政期間，不過是用不到萬人的隊伍在作戰，所消耗的國有資源非常有限，費禕死後，姜維還有王嗣從羌胡手中獲得非常多的戰略資源來支持北伐，因此姜維其實對國力沒有大的影響。
而諸葛亮當初北伐，動輒十幾萬大軍，但是他還能做到讓蜀漢“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可見，只要將諸葛亮的治國方略進行到底，在發動戰爭的同時，保持國庫充裕，是可以辦到的。
縱使費禕的才能比不上諸葛亮，但是他卻將諸葛亮治國方法的最關鍵的地方進行改動，頻繁大赦導致國家法禮崩壞，內政不穩，逐漸使蜀漢走向衰敗。
蔣琬在世時未能意識到大赦的危害，費禕大赦時蔣琬也沒有阻止，致使費禕之後，蜀漢的大赦越來越頻繁，最終，諸葛亮辛苦治理的蜀漢，逐漸崩潰。筆者想來，這應該就是陳壽在讚賞蔣琬、費禕之後，突然“莫名其妙”對其進行批評。
費禕在有人點醒的情況下還不以爲然，仍然大赦，其罪過遠超於蔣琬;最後又不聽張嶷的勸告被郭修刺殺。費禕因爲自己的博愛的誤了國家，讓人痛心;又因爲自己的博愛害了自己，卻是活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