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色彩
高行健作品夠把理論思考與創作實踐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會像其他作品那樣空洞，而是有了堅實的根基。敘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復調的作品、動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這六種作品形態是高行健所追求的。這六種作品形態被衆多的學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討和研究，恰恰相反，關於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卻很少有人問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闡述的是民間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質。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觀念的過程中，這並不是一個多餘的話題，反而更能展現高行健作品觀念的先鋒性意義，野性思維的產物即爲“野性文化”。在筆者看來，我們可以說，高行健追求的是純粹的精神狀態與野性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態本身，高行健這種對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體現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們通常將“未馴化狀態的思維”稱爲野性思維，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思維方式已經瀕臨滅絕。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依然在相對受到保護的地區存在着這種野性的思維，如藝術。未被訓化的野性思維也越來越被重視，而且被當做活躍我們藝術思維的方式#針對野性思維和野性文化，專家學者通常會認爲:野性文化是一種藏污納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維則是一種相對落後的思維，混淆不清的思維#但是學者高行健卻不那樣認爲，他一直堅持:野性文化是具有無限生命力的一種藝術，在現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觀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這些“種子”在現代的作品中能夠生存甚至繁衍。
荒誕藝術
高行健的創作跨越戲劇藝術和小說創作兩個領域，在他塑造的衆多角色中，人們似乎很難找尋到傳統意義上的人物特徵，呈現在觀衆和讀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總是刻意淡化小說人物”角色的具體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帶着面具在行進，就高行健創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種人稱都不具備絕對的領導地位。無論是第一人稱的“我”還是第二人稱的“你”在文學作品中擁有着同等的角色設定。在他看來，“這將豐富小說敘述語言的手段，並且突破小說創作中那些固定的結構和章法，增強語言藝術的表現能力”在小說《靈山》中，高行健雖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但是對於讀者而言，小說中的人物並不明確，既沒有準確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內心情感的細緻刻畫，他所發揮的作用只是穿插在多個敘事線索與多個故事之間。在看似鬆散的多個角色中閃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體的書寫方法，而且是用一種極端冷靜的態度，各種文體交錯使用，沒有連貫性的人物和故事，結構十分複雜。第一人稱的我和第二人稱的“你”是同一個個體，後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異化，第三人稱的“他”又是對第一人稱我的靜觀與思考”。
遊移風格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很早就有所謂“風格即人”的古老命題。法國學者布封也曾明確提出“風格即人”的觀點。當讀者試圖在高行健的小說中尋覓“風格”的蹤跡以及從中解讀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時，則往往陷入到現實的迷茫之中。對於讀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風格型人物”並不是一種具有共同審美特徵的藝術類型，更多的是爲了他的“先鋒藝術”和“荒誕”戲劇服務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說中所塑造的非傳統化人物身上，讀者感受到了遊移於不同小說文本的“風格型人物"在他們的身上，有三個審美特徵是需要引起讀者重視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備明確的形象特徵，作者也力圖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數情況下擁有不同形態的“分身”，只有將多個不同人稱對應的人物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說人物;最後，這些人物的言語都無助於讀者理解小說，僅僅是作爲穿插的橋樑而已。之所以會採用這樣的藝術表現手法，是與高行健本人對文學創作的認識分不開的。在他看來，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創作風格極大地衝擊了傳統文學模式，尤其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後，否定自我、否定傳統、否定理性成爲西方文學最爲重要的特徵。中國文學自“五四”以來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也曾嘗試着改變傳統的文學創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於人的真實狀態的文學作品。但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無疑成爲中國文學走向現代主義的阻礙，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寬泛意義層面的“風格型人物”在盪滌傳統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礎上，力圖還原文學的本來狀態，淡化意識形態的討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空靈參悟
高行健的小說《靈山》突破了“說什麼”與“怎麼說”的限制，嘗試在“小說”這一文類中融入聽覺因素，通過問答形式的轉變、獨白對白的交又、語速節奏的變化，賦予小說以“音樂性”，樹立了一種新的長篇小說的敘述結構"高行健廣泛借鑑了中國傳統詩學的表達方式，深受《莊子》、《金剛經》、禪宗和各類民間文學形態的影響，並大量引入西方現代派的藝術表現形式，從而打破了“刁、說”、“戲劇”、“散文”和“詩歌”等文類的界限，據此尋找到了一種表達流動不居的現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試圖通過文本的音樂形式，將這個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彌合，用“音樂性”的結構引導“自我”迴歸主體"《靈山》的音樂結構的核心是“流動性”"這股“流動性”的力量，既來源於語言、節奏在推進過程中的邏輯力量，也來自於《道德經》中所謂“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對“聲音”的追求，讓其回到“文學”本身，將“說”表現爲一種“敞開”的狀態，在語言可及處，充分使用語言，在語言不可及處，通過動作、聲音，甚至“空白”，與語言達成和解，既擺脫了“語言”的束縛，又使自身免於陷入“破執”的執着"這一追求，使他達到“悟入”的境界，進而穿透語言文字形式，在本體論層面上進入人的生存狀態，從而實現“明心見性”"高行健藉由“聲音”、“音樂”，在《靈山》中營造了“空寂”的氛圍，排除了二元的思維障礙，取消了“說”與“聽”的界限，以“回聲”的形式“說給自己聽”，爲“自我”的言說贏得空間"總體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種表達流動的現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學回到“文”的本身，通過“說”，打破“語言”的單純的工具屬性，拓展了漢語的表達功能，將語言形式上升爲敘述核心，用“音樂性”建構起一個空寂的“靈山”世界，在語言的流動過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參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