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成就
著作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2
釋名疏證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荀子集解 孔子文化大全 山東友誼書社 1994.6
後漢書集解 中華書局 1984
莊子集解 插圖註解中國古典詩文十大名著 三秦出版社 1998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2
荀子集解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出版 1988
詩三家義集疏十三經清人註疏 中華書局 1987
荀子集解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1988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釋名疏證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學政
清代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年-1888年)，湖南長沙人王先謙以國子監祭酒任江蘇學政，在任政績突出，爲人稱道，給江陰讀書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先謙學識淵博，任職江蘇學政後除按例舉行歲、科考試，選拔人才外，在江陰做了一件在清代學術史上頗有影響的大事，即在創建僅三年的南菁書院內設立書局，奏準刊刻煌煌鉅著《皇清經解續編》1430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歷時三載”方始告竣，由當時江陰的一流書坊“寶文堂”僱工百餘人精心印刷。據說爲刻印此書，單黃楊木片就用掉17362塊。《皇清經解續編》是繼道光九年(1829年)著名學者阮元在兩廣總督任內於廣州學海堂刊刻的《皇清經解》後的又一經學鉅著，該書蒐集訓釋儒家經典書籍111家，209種，其中很多是清代學者考訂、訓釋的成果，從中可見清代經學之演變，並供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語言文字之參考。爲刊刻此書，王先謙率先捐銀一千兩，在他的影響下，各級官員包括本省及他省士紳等都量力捐助，共計耗銀16000多兩。此外，王先謙在江陰還刊刻了《南菁書院叢書》、《清嘉集》、《江左制義輯存》等書。而《皇清經解續編》自後均年年刻印，頒行全國，流傳國內外，持續約半個世紀，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全部木版化爲灰燼爲止。
王先謙勤於政事，辦事效率極高。在歷任學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親自過目的只有他王先謙一人。有資料說，他閱覽文件和起稿均極敏捷。他在監考時端坐暖閣，收到試卷當即批閱，等到終場已把全部試卷過目一遍，入選的部分帶回略加複檢，即交書房上粉牌提復，所以每場均無積壓。
王先謙在學術上崇拜曾國藩，承襲曾“融合漢宋”的主張，其先期著作如《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等具有既重義理，又不輕視考據的特色，在湖南享有“名儒二王”之美稱(王先謙、王闓運)。在官場上他雖屢有建言，但一般認爲其思想徘徊於洋務和保守之間。在江蘇學政任內，曾因彈劾李蓮英而獲“直聲”，但未被朝廷採納，於是他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滿交卸後即以生病爲藉口辭官，在家鄉長沙築居“葵園”，著述自娛，並主講于思賢講舍、城南與嶽麓書院。戊戌變法期間，他反對新學，誣衊、攻擊譚嗣同、梁啓超等維新派創辦的時務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與門生葉德輝、巡撫俞廉三告密，導致湖南維新人士百餘人被殺，被湖南人罵作“劣紳二麻”(王先謙、葉德輝都是麻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曾聘爲禮學館顧問，賜內閣學士銜，任湖南諮議局籌辦處會辦。宣統二年(1910年)因葉德輝積穀萬餘石，激起長沙饑民搶米風潮，釀成慘案，被湖廣總督瑞瀓奏劾，降五級。武昌起義(宣統三年，1911年)後改名遯，(意爲逃避)，遷居鄉間，閉門埋首著書，並羅致文人從事古籍和歷史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民國六年(1917年)去世，時年76歲。據統計，他一生刊校編著的史料達50餘種，計3200餘卷。
王先謙任江蘇學政時曾重修學署後花園，即“寄園”，蒐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榭”，並建“永慕廬”三間，供奉王先謙父母遺像，又建“虛受堂”爲“朝夕讀書遊憩之所”，王先謙有《重修寄園記》一文記其事。至今，“墨華榭”尚存王先謙《和駱公-曾存雪亭元音員》詩碑一方;新建學政衙署遺址建有《燈下閱卷》青銅雕塑一組;中軸線地碑存其詩二首。
學術
史學研究
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他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學風，注重校勘。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採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爲“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 《十朝東華錄》是王先謙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東華錄》本是清代的一種編年體史料長編，因國史館在京城東華門內而得名，先有蔣良驥編成自努爾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東華錄》。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國子監時，嫌其過於簡略，特詳加增訂，並加修了乾隆、嘉慶、道光3朝，後增修咸豐、同治2朝，合稱《十朝東華錄》。該書取材廣泛，不僅取自《清實錄》，還廣採《方略》、《會典》、《御製詩文》、《大臣列傳》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鴉片戰爭之後，隨中西方文化逐漸交流，中國學者開始著述外國史地，王先謙也順應時代潮流，於光緒年間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討日本的政事學術和治亂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閉目塞聽的中國能急起仿效。書中還用一定篇幅輯錄明代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資料，反映出作者的愛國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謙花4年時間辛勤編纂而成的，書中薈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圖籍，對歐美各主要國家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一個原先遵循乾嘉舊規的學者，能睜眼看世界，輯成世界地理書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版本校勘
作爲一名學術大家，王先謙深知版本校輯的重要，他強調“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研版本爲重。”他獨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齋讀書志》、 《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魏書校勘記》、《鹽鐵論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錄 學者的重視。其中《鹽鐵論校本》被郭沫若、楊樹達著書時參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經注》集乾嘉以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爲近百年來的獨特通行之作。
經學研究
王先謙是史學大師，又是經學大師，他曾花費半生心力，成《尚書孔傳參正》一書，書中探討《尚書》原委，旁證歷代諸儒訓釋;博採《史記》、 《漢書》、《論衡》等材料，對僞託之處詳加辨正。今文經學大師皮錫瑞評價它“兼疏今古文，說明精確，最爲善本。”他並繼乾嘉年間的大經學家阮元之後，博觀慎取，解釋和考訂經書，集資匯刻了卷帙浩繁，於保存文獻，發展學術非常有益的《續皇清經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獻學家劉錦藻評價：“維持文獻之功，阮氏而後爲推先謙矣。”他還撰有《詩三家義集疏》等經學著作，從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經學史上的地位。
語言文字學研究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王先謙也頗有造詣。東漢時劉熙曾作《釋名》一書，以辭音求義，來推究事物名稱的由來，清代畢沅又作《釋名疏證》，對《釋名》加以註釋論證。對此，王先謙又特意撰寫了《釋名疏證補》，對畢沅此書再加補證。此書擷取江浙和湖湘學者精英，所校所釋，頗爲全面而有系統，後人認爲它超過了畢沅的《釋名疏證》，於訓詁、詞彙、音韻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貢獻。
此外，王先謙一生所作詩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觀。他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軾，自成格調，是晚清一大家，與王闓運齊名，人稱“二王”。
王先謙於主講嶽麓書院達十年之久，嶽麓書院自976年(北宋開寶九年)創辦以後，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歷屆山長都由著名學者擔任，而其中撰述最爲宏富的，當推第53屆山長，亦即最後一屆山長王先謙。他自著《虛受堂文集》、 《虛受堂詩存》、《葵園自訂年譜》等書，編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東華錄》、《羣齋讀書志》、《魏書校勘記》等書，終其一生，共著、編、校、注、輯、刊各類書籍達50餘種，計3200多卷。
教育主張
1891年(光緒十七年)，王先謙任城南書院山長。1894年，又轉任嶽麓書院山長。此後，主講嶽麓書院達10年之久。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期間，正是清末維新思潮興起，書院改革呼聲日高的時期。作爲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王先謙既爲書院教育制度及其課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貢獻，也對維新思想和西學的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反對空談 提倡實學
王先謙曾指出：“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他進一步指出，“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利，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他本人以科舉進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愛好八股文，但他並不主張生徒埋頭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舉論》，認爲八股時文已經“決裂橫潰，其體已不能自立”，他主張廢除八股考試，讓士人“嗇其精神，優其日力，多讀有用之書”。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廢除新政，恢復舊制時，他也堅持認爲八股“體實已滅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書不觀，人才消耗，半由於此”。他鼓勵生徒不爲功名所累，應趨重實學，多讀有用之書。由於他的引導，嶽麓書院生徒中涌現出大批在古籍校勘、註釋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國學大師。
學以致用
王先謙注重於考據學，但並不是把學生侷限在故紙堆裏，而是提倡學以致用。他本人非常憂時憂國，也勉勵學生以救國爲己任。甲午戰爭後，他在發給生徒的手諭中列舉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指出：“爲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爲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勱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他認爲：“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帖括，罕能留意時務”。他認爲上海《時務報》 “爲目前不可不看之書”，爲了使學生“開廣見聞”，啓發志意”，他特意讓書院訂購了六份《時務報》，“每二齋共閱一份”，“隨時派人分送”，讓學生“或翻閱抄謄，或略觀大意”。由此可見他啓發學生“期於致用”，“留意時務”的苦心。
爲了學以致用，王先謙主張對書院課程進行改革。他認爲：“中國風氣未開，才能未顯，故外人聲光化電之學，皆宜加意講求。”因此，他主張書院課程“自羣經、國文外，歷史、輿地、算學、圖畫，中西共者也;各國語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時務學堂的帶動下，王先謙在嶽麓書院也進行了一些課程改革。當時湖南著名維新派人士皮錫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記中記載：“嶽麓師課已改，不用時文，課經史兼算學。”十一月的日記中又記載：“嶽麓書院改章後，別造房屋二間，仿西學式教算學、方言。”《湘報》41號也報道，嶽麓書院“以經義、治事分門，提倡新學”，“添設算學、譯學”。這些都爲古老的千年書院注入了新鮮空氣，也爲以後書院改爲學堂奠定了基礎。
反對新學
維新運動中，面對新學思潮，王先謙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反對派，甚而還是湖南新政的積極參與者之一。他積極投資舉辦近代工礦企業，也參與南學會的活動。同時，他還是時務學堂的創設人之一。他與蔣德鉤、熊希齡等首倡“添設時務學堂之議”，並親自建議聘梁啓超來湘任中文總教習。熊希齡被任命爲時務學堂總理後，王先謙還致函予以支持，並表示，“先謙斷無置身局外之想。有須先謙到場者，隨時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謙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當新學思潮危及到封建專制統治時，他便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反對新學。他認爲時務學堂師生關於“民權”、“議院”的言論是“悖逆語”，“其志在謀逆”。於是他草擬《湘紳公呈》並附嶽麓書院學生賓鳳陽要求整頓學堂的上書呈遞巡撫衙門，對時務學堂師生進行攻擊，要求對時務學堂“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同時，他又支持長沙三書院訂立《湘省學約》，阻撓學生參與維新運動。當學政徐仁鑄要追查對時務學堂進行造謠毀謗的人時，王先謙又多方包庇開脫，並以辭館相要挾。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謙雖然反對民權學說和政治改革，但他並不反對教育改革。戊戌政變後，他又對恢復八股取士制度，並繼續主張開設學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撫俞廉三，論述了爲振興工業而創辦工藝學堂的重要性，並呈上他所擬定的《工藝學堂章程》共12條，提出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設想，對湖南近代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03年，他又參與創辦湖南最早的師範學校——湖南師範館，併兼任第一任館長。該館開設了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當時沒有統一的教科書，王先謙建議，請在外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將白天聽課的筆記在晚上整理並翻譯成中文寄回來，由政府印發學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報紙雜誌上。留學生的翻譯報酬由省財政專項開支。這一建議被撫院所採納，爲解決教材問題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一直到1903年。這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王先謙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而不復至館。同年，嶽麓書院改爲湖南高等學堂。
嶽麓書院改爲學堂後，王先謙居家著述。但他仍關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認爲中國的小學教育不發達。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盡人必入”，而中國由於小學不發達，很多人未經小學就直接考入中學和高等學堂，造成中學和高等學堂“程度之低昂無別”。針對這種情況，他主張大力發展小學教育，尤其是貧民小學。光緒末年，他寫信給湖南學使吳自修，並向巡撫上《擬設簡易小學呈稿》，認爲各省官立和民立學堂很多，但貧民小學卻沒有考慮，這是“務其大而遺其小，似未盡國民要義也”。因此，他主張大辦貧民小學，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方便入學，“照章五年畢業，即已知書習算，文義粗通”。他還身體力行，將自己多年擔任省學務公所議長和省自治籌辦處會辦的馬伕銀共12250兩全部捐給省學務公所，在長沙興辦簡易小學堂18所，爲長沙初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謙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被人稱爲“清末全面研治經史子集的一代宗師”。同時，他還注意瞭解國外情況，被人稱爲“通過博覽羣書走向世界的極爲罕見的樸學大師”。他不僅是嶽麓書院最後一任山長，同時，他還以他豐富的研究成果爲嶽麓書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學術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