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我國古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又名《忠義水滸傳》。它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着爭議。在明、清兩代的文人筆記和刻本、書目中，主要說法有三：一是施耐庵撰;二是羅貫中撰;三是施耐庵、羅貫中合撰。但一直都沒有定論。
施 耐 庵 說
“作者施耐庵”是流傳較廣的說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革”前，《水滸傳》最權威的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就是施耐庵。同時，在中學語文課本及許多文學史中，也把施耐庵署名爲唯一的作者。
歷史上確有宋江其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爲首的農民起義，是水滸故事的歷史起點。宋江起義，史書有載。《宋史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遺事》，是第一部說宋江、方臘故事的講史話本，從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等故事，講到張叔夜招安、徵方臘、宋?封節度使的結局，表明“水滸”故事已經從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走向了聯爲一體的長篇“講史”，爲章回體長篇小說的《水滸傳》提供了藍本。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將長期流傳於民間的故事、話本進行藝術加工和創造，完成了百回本《水滸傳》。
施耐庵著《水滸》，首見於明人筆記。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在《七修類稿》中也說：“……《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兩說皆強調“的本”，亦即是“真本”、“原本”。要注意的是，“的本”之?，僅用於施耐庵，而不見於羅貫中或其他人。
萬曆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其門人羅本亦效爲《三國志演義》。”另一明人林瀚在《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序》中說：“《三國志》羅貫中所編，《水滸》則錢塘施耐庵集成。”這兩位記述的特點是，把《水滸》與《三國》的著作權區分得清清楚楚。
直到明崇禎末年，金聖嘆刪《水滸》爲七十回本，直署爲施耐庵著，隨着七十回本的流傳，施耐庵著《水滸》幾成定論。
20世紀20年代以來，今江蘇省興化、大豐、鹽都等地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其中主要有《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興化縣續志》等，其中《興化縣續志》之補遺載有《施耐庵傳》和《施耐庵墓誌》。
根據這些史料推斷，施耐庵確有其人，其生平大略爲，原籍蘇州興化，元朝至順年間進士，曾在錢塘爲官兩年。張士誠起兵抗元、據蘇稱王時，施氏曾在其幕下參與謀劃。張士誠兵敗，爲避禍遷居淮安，卒於明洪武初年，年七十五歲。現在的江蘇省大豐縣白駒鎮(原屬興化)，是施氏故居和宗族所在地。
元末明初，興化白駒有過一位名叫施彥端的人。手抄本《施氏長門譜》載，“始祖彥端公”，旁註有“字耐庵”三字。
但也有人認爲，《水滸傳?的作者不是施耐庵。其理由有三：
其一，《施氏長門譜》乾隆四十二年(1777)序言說，自明迄清所傳族譜已消亡，此譜系“訪諸老，考諸各家實錄”修輯而成。有人經仔細辨認，行外旁註“字耐庵”三字筆跡墨色與他字有異，可能是抄錄後增添的。又根據此譜體例諱(名)、字排列分明的特點，原文應爲“諱彥端，字耐庵”，而不會寫成“彥端公，字耐庵”。證之《故處士施公墓誌銘》，文曰“諱讓，字以謙”，而稱其父也是“先公彥端”，可見，施彥端實在是有“名”無“字”，後人竄入之“字耐庵”三字，實與施彥端無關。
其二，據考證，?代嘉靖年間還沒有公開在小說卷首署上作者真名的慣例，所以《水滸傳》上所署的施耐庵也並非真實姓名。
其三，《水滸傳》中的不少地名都是明朝的建制，這是元末明初人不可能寫出來的。可見，《水滸傳》不是元末人施耐庵的所品。
所以，胡適先生有言：“施耐庵大概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託的名字。”
羅 貫 中 說
羅貫中說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王圻《續文獻通考》及《稗史彙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
郎瑛(1487—1566)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時人，他在《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
這是最早的一種說法。“意舊必有本”，只是一種推測，並且根據主觀推測強行加了個“編”字。反過來說，羅貫中作《三國》、《宋江》(即《水滸》)，則是當時的實傳。
明朝嘉靖年間的汪道昆託名“天都外臣”，在《水滸傳敘》中指出，“越人羅氏……爲此書，共一百回”。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餘氏雙峯堂刊《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二十五卷本，則直?署爲“中原貫中羅道本名卿父編集”。
其後，許多明清人士都相繼指出羅貫中是《水滸傳》作者。直到民國年間，魯迅、俞平伯也認爲，簡本先於繁本，簡本是羅貫中所作，施耐庵乃演爲繁本者之託名。
反對者認爲：
其一，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這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明代版本。一百十五回《水滸傳》，曾署“東原羅貫中編輯”，但它的單行本失傳，只有明崇禎末年與《三國演義》合刻的《英雄譜》傳世。
其二，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不存在爭議。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格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筆下，實在很難叫人認同。
其三，兩本書的寫作水平也不在一個檔次。惠康野叟在《識餘》中說：“二書深淺工拙，如天壤之懸，詎有出一手之理?”
施耐庵、羅貫中合撰說
這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與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高儒的《百川志書》中說：“《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本貫中編次。”
“的本”是宋、元、明時代出版讀書界的常用語，意即“真本”;“編次”就是“編輯”的意思。也就是說，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羅貫中是編輯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有這種題署的版本多見於明嘉靖、萬曆年間。嘉靖年間出版的郭勳家刻的《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袁無涯刊《忠義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署的就是“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與之相近的還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前後容與堂刻本《水滸傳》，署名是“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提到作者，也說是“施、羅二公”。
金聖嘆也認爲，《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的。不過他認爲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寫的，後五十回纔是羅貫中續的。所以他要“腰斬”《水滸》，並在第七十回正文後面發表這樣的評論：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不過金聖嘆並沒有講明他作此結論的根據是什麼。
反對者認爲：
其一，施耐庵辭官不做，開始著?的年齡是四十二歲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經成熟了;這時候羅貫中還是個三歲的小孩兒。等到羅貫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說已經寫了近二十年，早應該定稿了。
其二，羅貫中的《三國》，戰爭場面寫得十分生動，地理位置也大都與實際相符，而《水滸》所寫的戰爭場面大都出於想象，有的近似兒戲，地理位置更是錯誤百出，是名副其實的“紙上談兵”;《水滸傳》如果經過羅貫中編輯整理，至少在地理方位上不至於如此混亂。作爲學生，而且參與“編次”，總不會眼睜睜地看見老師的作品中錯誤百出而無動於衷吧?
集體創作說
一部分學者在研究了全書特點及諸多不足之處後認定，該書應該是一部集體創作。
首先，從結構上看，此書以“聚義梁山”爲框架，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小故事拼合而成，有的故事完整，洋洋灑灑;有的則雞零狗碎，乾癟蒼白。但真正精彩的篇章，都集中在前四十回的幾個主要人物，如魯智深、林沖、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身上。這四十回，無論是情節安排、人物塑造，乃至語言風格，都是一個整體，是《水滸傳》不斷髮展的核心。其後的許多情節、人物，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贅加而成，顯示出鬆散零亂，不斷地拉長、拼湊的特點。倘是一人或兩人創作，決不會出現如此狀況。即使是江郎才盡，他也會把那些已經寫出的精彩篇章分佈於全書的前、中、後各處，以形成“鳳頭、豬肚、豹尾”和高潮迭起的格局，而決不會像現在這樣：前重後輕，前精後粗，前部分雅俗兼備，後續部分則俗不可耐。
其次，從寫作水平來看，全書可以劃分成若干片段，其中有的極佳，有的平平，有的極差。從語言習慣來看，既有北方方言，也有南方特別是江浙一帶方言。從敘述風格來看，既有市井文學的特點，如潘金蓮、王婆及“捉姦”段;也有藝人說書的特點，如魯智深拳打鎮關西;還有文人創作和加工的特點，如《林教頭風雪山神廟》。它顯示了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由不同階層的人蔘與了創作的實情。
其三，據此推論，則《水滸》的作者大體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單篇水滸故事的作者，他們是自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的許多口頭傳說者，民間說書藝人，以某一人物、某一情節爲中心的劇作者;另一類則是把單篇故事連綴成一個整體的原始筆錄者、編輯整理者和續寫者，最後才形成整本《水滸》。
這是一個特別大的集體。從時間上說，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長達四五百年。從空間上說，東至東海海濱，西至延陝西嶽，南至湖廣蘇杭，北至長城內外，縱橫好幾千裏。說書的，天天在說，天天在修補;演戲的，天天在演，天天也在改進。這些日臻成熟的故事，又被帶有不同目的的原始筆錄者記錄在案，被流落江湖的文人不斷地加工、修改。最後，才由出版商、文化人，如施耐庵、羅貫中、金聖嘆等編纂出版。他們之間，沒有總編，沒有計劃，各行其是，但最終仍是百川歸海，匯聚成了今天的《水滸》。
這也只是聊備一說。《水滸》作者到底是誰，至今仍無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