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來臨之際，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情急之下，裁員便成了一個方便的選擇，美其名曰“瘦身”。一些文化事業單位搞改革，也時不時地祭出“裁員”大棒，以從反面教育員工努力工作。其實，上至一國，下至一單位，裁員之事的利弊得失向來不可一概而論。近日讀史，愈加感受到了裁員與事業成敗之間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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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家而言，裁撤冗員可達到精兵簡政、提高效率、節約財政的目的，如用之得當，必會極大地促進社會發展。這一點，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員之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貞觀元年(627年)，剛剛當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員，他對房玄齡說:“朕近日讀書，多見古人遺訓，謂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若得其善者，雖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然後表示，朝廷機構臃腫，人員編制太多，讓房玄齡、杜如晦負責“裁員”，並要房、杜貫徹“任人唯賢”的原則。
淘汰冗官向來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齡、杜如晦在執行“裁員”任務的過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來自李世民的舊部———原來秦王府中的人。這些人早就追隨李世民，現在，李世民當上了皇帝，他們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祿，現在可好，反倒被裁，他們豈能沒有怨言?
無奈之下，房玄齡找到李世民，請李世民最終定奪。李世民堅決支持裁員工作，他說:“人君當以天下爲公，而不能爲己之私產。古者治國，皆明此理。如今朕與卿等衣食皆出於百姓，怎能不爲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問才學，豈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撐腰，房玄齡、杜如晦的膽子就壯了，他們開始大刀闊斧地精簡機構，裁撤冗員。最後，房玄齡、杜如晦將京官由原來的2000多名裁減爲643人。同時，針對因州縣設置劇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狀況，對地方行政機構也“大加並省(裁減)”，裁併了許多州縣，把全國劃分爲10道，共設300餘州，1500餘縣。此次精簡機構、裁撤冗員是歷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爲後來的貞觀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礎。
與唐朝中央官員的精幹相比，宋朝的官僚機構臃腫，冗員頗多，所以，宋朝儘管商業比較發達，但財政壓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腫的官僚機構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導致官員之間相互扯皮，內耗嚴重，效率低下，行政腐敗和派系紛爭也由此而生。還是以數字來說明，唐太宗時，中央官員僅有 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時期，中央官員就超過了1.7萬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軍事上受外敵侵擾，國事難以振作，這與機構臃腫、冗員過多關係極大。可見，該裁員之時不裁員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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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不認真分析情況，遇到財政困難就裁員，以爲裁員是“脫貧”的不二法門，那就大錯特錯了。明朝的歷史又可提供這方面的佐證。朱元璋當上皇帝之後，封自己的9個兒子爲親王(太子除外)，親王有自己的藩國，到一定的年齡就要到封地“就國”。他們不擔任任何職務，也不從事任何文武活動，卻要每年從國家那裏接受一萬石的俸祿。親王有王府，王府裏有大量的服務人員，這些人員也需要國家供養。朱元璋的這套制度爲明朝的歷代皇帝所沿襲，除繼承皇位外，皇帝的兒子自然成爲親王，親王的爵位還可繼承，於是親王越來越多，到最後，明朝竟設了60多個親王的頭銜。親王之外，其他的皇親(公主、郡王等)也越來越多，明朝給官員的俸祿很少，但是對皇親卻慷慨大方。只要是皇親，不論男女，都可終生從國庫領取豐厚的俸祿。這樣，皇親的人數越來越多，皇親的俸祿也就成了國家的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
有學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後幾年，國家俸祿冊裏列出的皇親有10萬人之多，而同時期的中央官員(京官)是1.5萬人。1562年，全國各地上交國家的田賦共有400萬石，可朝廷支付各地親王及皇親的俸祿則爲800萬石，用現在的話說，皇親們一年的消耗竟然等於兩年的全國農業稅!粗略估算，國家財富30%—40%都被皇親所耗費。
到了明朝晚期，財政出現了困難，朝廷開始裁員以擺脫危機，但有趣的是，裁員的對象不是消耗了國家巨大財富的皇親，而是最基層的工作人員———驛站小吏。朝廷打着節約的名義裁撤驛站，在漢、唐之時，驛站之間的距離多爲30裏，明朝裁撤之後，驛站數量減少，驛站之間的距離改爲60裏，後來，驛站越撤越少，驛站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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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撤驛站確實節約了朝廷的財政開支，據測算，崇禎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驛站之後，節省國庫開支10萬兩白銀。但是，裁撤驛站之後，驛站的服務質量嚴重縮水，很多官員也因忍受不了長距離的跋涉而放棄了必要的巡視檢查工作，導致了惰政的進一步滋長。同時，被裁員的大批驛站小吏成爲失業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嚴重地危害着社會穩定。更關鍵的是，就在崇禎皇帝的一次大規模裁撤驛站的行動中，驛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崗。後來，對朝廷充滿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領導了農民起義，給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擊。當李自成率領大軍攻佔北京之際，當初以裁員成功而得意的崇禎皇帝就只得上吊自盡了。
縱觀歷史上的裁員經驗，我們可以看出，裁員本身並無好壞，但裁員的方向卻事關成敗。唐太宗李世民裁員，先拿自己秦王府的舊部開刀，刀口向上，“裁員不避親”，最後，不僅裁員成功了，而且裁員還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反觀明朝的裁員，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親”，名爲財政改革，實爲轉移社會矛盾。結果，社會矛盾不僅沒被解決，反而被激化了。對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雲泥。
一句話，裁員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樣，任由冗員過多和機構臃腫不管，該出手時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樣，該對皇親下手卻非要對底層小吏動刀，裁員的方向不對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不但問題看得準，而且方向也選得對，這樣，“該出手時就出手”，裁員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