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期前後，中日同樣面臨來自西方的壓力，爲什麼日本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有效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實現富國強兵，步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大量研究表明，日本的現代化之所以比中國等周邊國家發展得更迅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已經具備相當成熟的人才儲備，爲吸收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夯實了基礎。
日本的教育熱潮興起於江戶時代。有學者將十九世紀中後期日本與西方文明的順利接軌比喻成雜樹生花，江戶時代的教育則是這棵現代文明樹的砧木。
馬上得天下，文教治天下
十七世紀前後，在戰國爭霸中勝出的德川家康確立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地位，1603年他從朝廷那裏獲得“徵夷大將軍”封號，在江戶城開設幕府，一直到1867年最後一代將軍德川慶喜將大政奉還給天皇，這兩百六十多年由幕府統治日本的歷史就是江戶時代。
德川政權崛起於戰國亂世。幕府將軍家康，其大半生涯在戰國末期的打打殺殺中度過，未必有多大學問，但器識超羣，推崇學問，廝殺鏖戰之餘手不釋卷，還請學者前來講座，有點像漢高祖。和德川家康打天下的武士大多是農民出身的文盲，性格暴躁好勇鬥狠，其身上遺留的戰國時期“下克上”的風氣無疑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大隱患。天下既定，幕府迫切需要一套卓有成效的思想武器。
德川家康
在這一背景下，京都儒學家藤原惺窩向德川家康提出建議，他認爲，日本初定，西方勢力東漸，無論是日本傳統的神道，還是南蠻的宗教都不能給日本帶來穩定和太平。真正能夠起到安邦定國的只有儒學，特別是朱子學中的“三綱五常”和“禮義廉恥”纔是幕府得以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藤原惺窩(1561～1619)，生於播磨國(今兵庫縣)公卿之家。因爲不是長子無法繼承家業，少小就被送到京都相國寺當和尚，修習佛學的同時，他也師從住持學習論語，壯年時就以精通儒學而聞名遐邇，曾爲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講學。1598年在京都伏見城藤原惺窩見到了朝鮮國向日本派遣的通信使姜沆一行，從交談中得知朱子學在朝鮮蓬勃發展，大開眼界。受明朝的影響，朝鮮王朝推崇朱子學，並將其作爲國家意識形態，涌現了諸多足以和儒學本家分庭抗禮的朱子學名家(如李退溪)將漢學研究推向全新局面。而在日本，儒學只是依附佛學的一個分支。
經過孤心苦詣的鑽研，幕府建立之初藤原已經是日本朱子學大師，而且培養出了諸如林羅山(信勝)(1583-1657)這樣傑出的學者，並將其舉薦給德川家康，讓他執掌幕府的文教事業。在幕府高層的大力支持下，江戶日本的國家教育迎來了快速發展。
江戶幕府第一所官辦學校的誕生
精通朱子學的林羅山受到幕府的重用，擔任幕府高層政治顧問，同時主管幕府國家的文教事業。1632年，林羅山用德川家康所贈的一大筆錢和一片位於上野忍岡的地皮興建了幕府文教中心“先聖殿”，作爲講學和祭祀孔子的地方。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所“孔子學院”，也是第一所官營學院，由幕府直接管轄，學校最高負責人則由林氏一族世襲。
1690年，爲了滿足不斷增長的培養幕府人才需要，將軍德川綱吉命“先聖殿”移往神田湯島，並重新規劃建設，擴大規模，興建了校舍講堂和學生宿舍，這就是名垂日本教育史的幕府官學“湯島聖堂”，是專門爲幕府服務的國家級教育機構，正式名稱叫“昌平阪學問所”——以孔子的出生地昌平村而命名。隨着學校規模的不斷擴大，生源最初只限於幕臣子弟，而後擴大到一般武士學子，再後來甚至是各藩國的武士、鄉士乃至浪人只要有志於學都允許前來讀書。
湯島聖堂的大成殿
作爲江戶幕府最高學府所在地，在兩個多世紀裏，神田湯島一帶書聲琅琅，成了江戶日本最富書香氣息的學府街。由於這一淵源，神田、御茶之水周邊至今是日本大學最多、書店和出版社等文化產業最集中的文教首善之區。
江戶幕府末期，美國東印度水師提督馬修•佩裏率領四艘鐵甲軍艦，撞開了日本緊閉兩個半世紀的國門，各種新學問新知識潮水般涌入。爲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幕府官學與時俱進，新增了傳授英語的“番書調所”、講授西學的“開成所”、學習西方軍事的“講武所”和傳授西醫種痘技術的“醫學所”。明治維新後，日本取法西方大學制度，經過不斷整合，將“開成所”與“醫學所”合併，成了今天日本培養政府精英的重鎮—東京大學的前身。
列島藩國掀起辦學熱
在幕府的倡導下，全國二百多個藩國積極響應，紛紛開辦培養藩國武士子弟的藩校。藩校是類似地方政府辦學的官辦學校。以江戶昌平阪學問所爲樣板，各藩都有一個乃至數個藩校，以習武和修習儒學爲主，向武士子弟傳授武藝和學問之道。其中最爲著名的有會津藩的“日新館”、莊內藩的“致道館”、水戶藩的“弘道館”、紀伊藩的“學習堂”和中津藩的“進修館”，這些藩校在江戶文教領域各領風騷。明治維新前，日本各地藩校超過八百所。
各地的藩校，教學內容和規模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強制入學，這與義務教育制度類似。藩士子弟一般到了7-8歲開始入學，先學文，後習武(“文”即四書五經的素讀和書法;“武”則是刀法和弓馬之道)，15-20歲畢業，繼承家業或致仕藩府。藩校的辦學費用由地方藩府財政撥款支持，藩士子弟不僅不用負擔學費，成績優秀者還有可能獲得類似獎學金的補助，而且有機會被選派到江戶城的幕府官學遊學。另一方面，藩校對學員的要求相當嚴格，據載，幕府文教部門規定，每年10月份各地藩校舉行入學考試，落榜者會受到相應的懲戒，如果連續三次不合格，嫡男有可能被剝奪繼承家業的資格，甚至連家族都會受到減俸的處分。江戶時代的士族階層，子弟教育關係到家族榮譽，甚至家業存廢的大問題，因此日本社會重視教育的傳統由此形成。
1871年，隨着明治政府推行“廢藩置縣”，藩校被廢止。翌年，日本頒佈教育改革條例，各地藩校便直接或間接成了新學制中各種初等、高等學校。比如創立於1664年的會津藩“日新館”後來成了福島縣立高等學校;再者如，仙台藩創辦於1783年的“明倫養賢堂”是今天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與魯迅一度就讀的仙台醫專也有很深的淵源。
江戶時代中期起，藩校之外又出現了私塾。私塾，又叫“鄉學”或“學塾”，多由學者在自己居所舉辦，帶有民間學術研究性質，一般不受幕府管轄或支配。學生大多數來自武士或鄉士，他們可以自由轉學到別的私塾。這些私塾後來發展成幕末民間學術研究和傳承的載體，也孕育了近代日本新思想新觀念。其中緒方洪庵在大阪創辦的“適塾”和吉田鬆蔭的“松下村塾”是日本現代開國史上著名的學塾。
創辦於1843年的“適塾”，主要傳授荷蘭文和西方醫學，招收來自列島各個藩國的學子。據緒方親筆記錄的生徒《姓名錄》記載，20年間前來入學的武士達千人之多，涌現了諸如福澤諭吉(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大鳥圭介(明治政府外交家)、大村益次郎(軍事家)、長與專齋(日本現代醫學創始人)等閃耀在日本近代史冊中的大人物，這所私塾因此頗有名聲。
寺子屋：遍及日本的民間基礎教育
明治維新後，爲了迅速與西方接軌，培養本土人才，日本政府大量聘用歐美人到日本任教。1874年，一位名叫梅契年科夫的俄國學者應邀到東京教外語，由他撰寫的《回憶明治維新》，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記錄了明治初期日本社會的風貌。其中，他對日本當時的社會教育尤其感慨：當時日本的社會教育普遍程度之高令人驚歎，就連車伕、苦力、女傭等底層百姓一有空就看書，儘管那些小冊子多是通俗小說之類的讀本，但也可見日本社會識字率之高。據他了解，明治前江戶城裏青少年的就學率達到70-86%，識字率超過50%，而在同時期的歐美工業發達國家，英國的識字率是20-25%，法國是14%，沙皇帝國的首都莫斯科約爲20%。日本的識字率遙遙領先。
這樣的成績要歸功於江戶時代民間初等教育機構寺子屋的大規模普及。
寺子屋作爲一種民間基礎教育機構，其歷史由來已久。平安時代(8-12世紀)佛教盛行，民間教育基本被寺院壟斷。爲了普及佛學知識在寺廟裏出現了幫助俗家子弟讀寫的教育機構，叫寺子屋。但當時數量少，而且大多掌握在寺廟或神社裏，學習內容以傳授簡單的讀寫技能爲主。以寺子屋爲依託的平民初等教育走入尋常百姓家是江戶時代纔開始出現的。
以往，教育是公卿、貴族、僧侶和上層武士的特權，基本與平民階層無緣。江戶時代幕府治下社會穩定，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教育的重要。同時，印刷業的發達也改變了人們的讀寫方式，各種讀物大量印刷大量流佈，也使得民間教育的普及成爲可能。作爲民間基礎教育最大的載體，寺子屋成了爲平民子弟開設的私塾，而與歷史上的“寺子屋”有所不同。江戶時代的寺子屋一般由個人開辦，也有民間商人或社區居民組織捐資設立的。教師稱爲“師匠”，由僧侶、神官、武士或社區公務員擔任，幕末，還有武家閨秀到寺子屋擔任師匠，開了教育史上女教師的先河。
與中國古代“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不同，日本不存在科舉進士，每個階層的身份相對固定，所以教育的出發點着眼於培養能繼承家業，學有專長而品行端正的子弟，因此寺子屋的學習內容注重實用性。孩童一般五六歲入學，主要功課是“讀”、“寫”和“算盤”三項基本技能，這是公共基礎課。其後根據他們家庭職業來確定相應課程及教材。如商家子弟的課本是《商賣往來》，教的是商品名稱、經商技巧、貨幣兌換知識之類的內容;農家子弟用《百姓往來》當教材，涉及農業技能、田賦稅收、牛馬飼養、農村生活的知識;此外，工匠或漁家子弟則用《番匠往來》、《船方往來》等相應的教科書。具備一定學習基礎後，這些孩子再修習倫理品行教科書《六諭衍義》和書信寫作規範的《消息往來》。據統計，江戶時代出版的這類以寺子屋學生爲讀者的教科書現存的就有七千種之多，可見當時寺子屋教育的普及。
寺子屋師匠以教書爲生，是職業教師，孩子入學之際需繳納學費，叫“束脩”，但學費額度並沒有明確規定。學費每年分五次交，各個家庭按經濟能力情況交費。經商的富家每次繳納一分金，一般家庭則交納二三百文，學費並不會成爲家計負擔，農家子弟也可以用新鮮蔬菜、豆醬或土特產充當學費。寺子屋的教師收入一般，但極受社會尊敬。在長期教學過程中，師生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一旦入門拜師終生視爲父兄。寺子屋的弟子稱作“筆子”，師匠去世了，“筆子”們出資出力爲其送終，安葬師匠的墓通稱“筆子塚”，至今東京城郊一帶還有不少這類墓地，而在千葉縣房總半島完好保存的“筆子塚”有2300多座。
十八世紀初寺子屋已在列島各處出現，爲了保證教學質量與思想上的監管，1711年幕府出臺《寺子屋師匠九條》，將寺子屋師資納入國家文教管理體制，寺子屋基礎教育因此而進一步繁盛。據1883年編撰的《日本教育史資料》一書統計，十九世紀初幕府登記在冊的寺子屋有16560家，而且以每年300間的速度遞增。根據東京學藝大學大石學教授的研究，明治維新前這一數目竟有七萬之巨。1830年前後，寺子屋已遍佈日本每個角落，就連地處邊遠的銀山礦場都有爲礦工子弟設置的寺子屋，真正做到了“邑無不學之人，家無不學之子”。
星羅棋佈的寺子屋在廣泛提高平民文化知識，養成國民學習熱情和尊重教育的社會風氣上起了重要作用，爲明治維新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礎。明治初年日本廢除寺子屋實行國民六年制義務教育，幾乎在一夜間就實現順利轉型。以師資而言，東京有七百多名寺子屋的師匠經過培訓直接成了尋常小學的教師。
江戶時代延續兩個多世紀的“教育熱”，從國家、地方政府到民間，層層推動，四處紮根，正是這一深厚的根基造就了近代日本“教育大國”的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