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識
鐘相楊幺起義是一次大規模農民義軍抗擊官軍的水上攻防戰。
楊幺等率領義軍據守洞庭湖，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巧旋疑兵，以車船優勢連年屢敗官軍前後堅持6年之久，粉碎了敵人7次進攻。後期，因岳飛率重兵圍剿，遣間誘降諸寨首領，致義軍分化瓦解，被各個擊破，但起義軍的行動，卻給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擊。
楊幺起義軍在水軍的建設和作戰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例如在戰船建造方面，始終把速度和機動性擺在突出的位置，無論是車船，還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擊能力;在建造車船時，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結合，以適應在各種水文地理條件下的作戰。在作戰指揮方面，起義軍擅長於調動和迷惑敵人，發揮水軍優勢，予敵以突然襲擊。
南宋初年，鼎州(今湖南常德)鐘相、楊幺領導的起義是我國曆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起義。起義軍堅持近6年，鼎盛時勢力波及洞庭湖地區7個州所屬的19個縣。傳統觀點認爲這次起義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迫使朝廷先後7次鎮壓，並派20餘人前往“招安”，給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擊。
歷史教訓
難以實現的“均貧富”
1130年，鐘相利用摩尼教起來反宋。摩尼教又稱明教，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創立，唐代宗時傳入中國，武宗時開始禁止傳播，此後一直處於祕密傳教狀態。五代後梁時期陳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臘，都曾利用它發動起義。鐘相向羣衆宣傳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對當時的貧苦百姓無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鐘相的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40萬人。
那麼鐘相是否踐行了自己的諾言呢?事實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後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戰，立妻尹氏爲皇后，子鍾昂爲太子，仿宋王發佈聖旨。大楚政權建立僅40余天鐘相被殺，繼任者楊幺又建立了新的大聖天王政權。楊幺自稱大聖天王，還把這四個字寫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鐘相的幼子鍾義被立爲太子，自楊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楊幺政權還設立職官，官員的名稱、服飾、儀仗規格都與南宋朝廷一樣。楊幺和鍾義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宮一樣稱“內”，還設有三衙大軍。鐘太子爲顯示高貴，還在龍舟上擺設龍牀、龍簟和金交椅。
“等貴賤”儼然已是“內外有別”，“均貧富”又是否實現了呢?鐘相曾許諾“凡入法者”，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給廣大的貧苦百姓許下理想國的美好藍圖。實際上，早在鐘相楊幺起義前，洞庭湖地區由於長期橫徵暴斂，加上金兵鐵蹄的搶奪已是千瘡百孔，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鼎州一帶殘破至極，滿目荊榛，起義發生後，雙方長迭6年的交戰更加劇了對這裏的破壞。爲剿殺起義軍，宋將李綱派兵佔領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義軍無河捕魚，無地耕作，糧食嚴重短缺。宋將程昌寓甚至“決堤四百丈”，淹沒起義軍佔領區的大片農田。岳飛的剿殺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斷起義軍運送糧草的要道，禁止百姓與起義軍間貿易往來。更不幸的是，起義發生的這幾年又趕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災，“田疇荒蕪”，“水鄉荒索”，“州縣荒殘”，全國餓死者不計其數，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許多百姓不得已賣妻過活。 “均貧富”是要實現生活的改善，但農民卻更加困苦，不僅沒有“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拋妻棄子，流離失所。起義軍爲了阻止程昌寓駐守鼎州，不惜放火燒城，火光沖天，數日不滅，全城房屋盡爲灰燼，鼎州一片廢墟。岳飛鎮壓起義時，爲絕後患，也下令放火焚燒洞庭湖30多個水寨，這對當地生產力的破壞無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義被鎮壓後，岳飛下令給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糧，允許他們回鄉耕種。經過50餘年，這裏環境逐漸得到恢復，明代時成爲全國重要的糧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實現了“田蠶興旺”。
官民之間的仇恨
農民起義軍由於對朝廷充滿仇恨，他們“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們認爲殺人就是“行法”，劫財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當然。寓居鼎州的皇親、“昭憲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黃琮、澧陽縣令葉畲、桃源縣令錢景、荊門知軍事吳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師、反抗起義的袁顯、爲朝廷充當說客的晁遇等人都命喪起義軍之手。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殘酷鎮壓。鐘相起義後不久，宋廷即任命“遊寇”孔彥舟爲湖北路捉殺使前往鎮壓。孔彥舟對抓住的起義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還在每人頭髮上插一根竹籤，竹籤上寫道， “爺若休時我也休”，爺指的是起義軍，就是說起義軍投降他才撤兵。楊幺兵敗被岳飛處死後，其堅持作戰的殘兵幾乎全部被岳飛殺光。6年間，雙方死傷數萬人。
另一方面，楊幺政權還曾企圖與僞齊(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權)聯合共同抗宋。1133年，僞齊使者李成率兵50萬，大舉南下，他看到楊幺勢力不斷壯大，便遣使引誘，許以兵士三萬，增車添船等豐厚條件，要起義軍配合濟渡僞齊軍隊，雙方聯合攻宋。楊幺置國家於不顧，一度應允，甚至打造車船，做好了迎接僞齊兵將渡江的準備。只是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岳飛在鄧州、襄陽、唐州、隨州、郢州等地取得大勝，僞齊實力極度受挫，這次濟渡計劃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數以百計，儘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義理由，但最終都陷入奪取政權，掠奪財富，提高自身的等級地位，其終極目標都逃不出改朝換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權的循環。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由於自身的侷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驕奢淫逸的弱點，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後不顧起義形勢的日漸衰微，反而傾心於大修府第，沉迷於醇酒美女，革命鬥志早已拋之雲霄。另一方面，農民多以殺人、屠城等方式發泄對統治者的不滿與怨恨，“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這種極端的行爲必然引來統治者強烈的報復，繼而發動對起義軍更大規模的剿殺，這就陷入一個“大屠殺”的惡性循環，而無論雙方戰局如何，最終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無辜士兵。
正如“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一樣，不可否認，農民起義也有着其積極的一面，但它所帶來的破壞性也是巨大的。有些農民起義的確取得了一些結果，比如鐘相楊幺起義後，南宋朝廷的確改變了一些政策，如規定無業農民可以耕種空閒土地，沿湖百姓，凡紹興三年(1133年)以後來交租稅雜錢的，暫停交3年等。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些改變只是暫時緩和了統治者與農民間的矛盾，而這種暫時的緩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封建專制制度就是在農民盲目的不斷起義，不斷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它的機制，延續它的生命。這些規模較大、對當局產生震動的農民起義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小打小鬧、不痛不癢的小起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