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和他所創立的泰州學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學”和“淮南格物”的獨特風旨，構成它不同於前人、也不同於王陽明的獨特思想體系，自成一家。其門牆之盛，並不遜於漸中、江右諸王門;而其影響之大，則有逾於王門諸派。《明史·王艮傳》說：“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王畿傳》也說：“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垺。”在我們看來，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學術上超過王門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於他始終如陽明所說“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層羣衆的聯繫。其次，從學風來看，王艮自詡爲“東西南北之人”，沒有正宗儒學的嚴格道統觀念。他治學不重師教，兼收並取，亦儒亦釋亦道。即使在儒學內部，他也不嚴守門派家法。如其認爲，朱、陸之爭並無是非可分，說：“昔者，陸子以簡易爲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爲非，籽江多識窮理爲是而以陸子簡易爲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對王陽明與湛若水之問的爭論也採取折衷調和的態度。而從他標舉“自然”來看，則又多少汲取了陳(獻章)、湛(若水)的思想。難其不拘守師說，才能“往往駕師說上之”，形成自己的獨立學派。這大概也是學求本身發展的一條規律吧。
袁承業在重訂王艮、王棟、王襞遺集時，費二年之力，編成《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雖如袁氏自謂“蒐羅未廣，遺漏頗多”，然亦可概見泰州學派的發展狀況。袁氏在該表序言中說：“心齋先生毅然崛起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人，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該表著錄自王艮至其五傳弟子共計487人，其中以進士爲官者18人，以貢士爲官者23人;載入《明史》者20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30餘人。“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按地區分別，則江西得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東7人，四川3人，北直(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1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從這個不完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兩個特點：一是泰州學派的傳授對象十分廣泛，但仍以下層羣衆爲主，尤其在泰州本地，受學者多數是勞動人民;二是泰州學派並非囿於一隅的地方性學派，其思愁學說的傳播地區，主要是在長江中下游，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和贛水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看來，這並非偶然。
泰州學派的歷史影響，並非因其宣傳了陽明心學而著名(其實，在發揮“良知”學說方面，泰州學派遠不如王畿一派)，而主要是因爲它發展了平民教育，提出了背離正宗儒學的“異端”思想，甚至發展成爲反抗封建壓迫的“異端”運動。這是泰州學派的伏良傳統。
王艮開創泰州學派，首先着眼於平民教育。他在青年時代，即“毅然以先覺爲己任，而不忍斯人之無知也”，故其傳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直至晚年，王艮仍以“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作爲自己的理想。泰州後學大都繼承了這一傳統，注意向勞動羣衆傳授知識。如徐樾收納不很識字的顏鈞爲弟子，焦竑亦向田夫夏美廷授學。曾在王艮門下受學的朱恕和韓貞，畢生從事鄉間教育，頗有聲名。
黃宗羲敘述朱恕事蹟道：“朱恕，字忠信，泰州草堰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百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弟子 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且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誠禮而退。”
韓貞(1509一1584年)，字以貞，號樂吾，興化人，世業陶，貧不能學。十二歲，束茅作筆，就於磚上沃水學字。十五歲，父死於瘟疫，貧乏棺衾，乃爲人牧牛，得錢數千以葬父。十九歲，母故，悲悼二親不已，因信佛。聞朱恕講孔孟之學，遂棄佛歸儒。恕教以《孝經》，始學文識字。二十五歲，恕引其至安豐場王艮門下，布衫芝履，惟晨昏從灑掃而已。時門下士皆笑其蓑衣爲行李者，於是題詩壁間曰：“隨我山前與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煙。日間着起披雲走，夜裏攤開抱月眠。寵辱不加藤裸上，是非還向錦袍邊。生成難並衣冠客，相伴漁樵樂聖賢。”王艮見詩，問知爲樂吾，遂制需巾深衣，賦詩贈之曰：“莽莽羣中獨聳肩，孤峯雲外插青天。鳳凰飛上梧桐樹，音響遙聞億萬年。”二十七歲，辭王艮歸，儒衣深衣，衆皆笑其狂。兄呵之曰：“吾家素業陶，小子不務本，反遊學何爲?”痛撻之，毀其衣巾。過數日，從容謂兄曰：“兄前日責我，恐我遊學，情其四肢。自從朱師學得‘勤’字，今從王師(指王襞)更學得真切。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積，一年有二年之用。先使兄與伯母一家得所，盡得子弟之職，然後再去問學，豈的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虛頂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三十五歲，時其鄉又大旱，族火負官租者繫獄，因往海上求爲童師，斯得修束以代償。不得，則又走海邊爲人煮鹽，其業更苦，得工償，即持以分族人。而猶不足，適諸生中有翟姓者，爲之糾蒙童數十人，因先得束脩若干，星馳赴縣，代完通族官租。三十六歲，聲名大振，遠近來學者數百人。門庭履常滿，倦倦以明道化人爲己任，即田夫、樵子未嘗不提命之。三十七歲，邑中楊南金見其力學，勸攻舉業，從事三月，稍稍能文，遂與楊試南都(今南京)，見諸生等篷跣入棘院，慨然謂楊曰：“大丈夫出則爲帝王師，入則爲百世師，所以伊尹三聘不起，爲重道也。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謝而歸，復業陶。楊異之，以妹許焉。三十八歲，娶楊氏，謂妻曰：“汝兄豈無富族可配乎?爾今歸吾貧士，蓋謂無樑鴻耳。吾不鴻，非爾夫;爾不光(孟光)，非吾妻也。”開其笥，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有胭脂花粉悉火焚之，令妻織蒲爲業。楊氏亦安其貧。四十六歲，復大旱，因鄉民飢困，拆賣前構三楹草堂，得米壽數十斛以繪親族鄰里。至麥秋熟，鄉人感其義，爲再構三楹講堂，一時遠近聞之助工者甚衆，堂因較前倍廣焉。嘗至泰州，見一葛姓者，有一子九歲，因欠官租，攜於市中出賣。韓貞見而憐之，即出買布嫁女錢數千與之，命葛某同子歸家。縣令程鳴伊鄉飲大賓，虛左以待。不赴，致書謝曰：“某鄙陋失也，自責不遑，安敢妄列衣冠，有負大典。惟願明府愛某一心，推及萬家，使人人知孝知弟，則人人鄉飲，政平訟息，其恩奚啻一鄙俗之夫受明府之寵渥耶?”隆慶三年(1569年)，邑中大水，田廬俱沒，人心滔滔思亂。縣令請韓貞往化“亂民”，遂駕小舟，遍歷鄉村，作詩喻之曰：“善生活計細商量，切勿粗心錯商量。魚不忍飢鉤上死，鳥因貪食網中忙。安貧顏子聲名遠，餓死伯夷姓字香。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兒到此留綱常。”“萬民爲之感，雖賣妻賣女，而邑中無萑苻之驚。”嘗與諸名公講學，或有談及別務者，輒大怒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泛之語?”又有引經相辯者，則又大怒曰：“舍卻目前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豈學究講肄耶?”諸公鹹悚。
從朱恕、韓貞事蹟梗概中，仍可窺見泰州後學的平民性格。第一，他們刻苦礪學，渴求知識，並向勞動人民傳播文化。黃宗羲說，韓貞在“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后談，弦誦之聲洋洋然也。”又說：“農工商駭之遊者千餘。”而且他們講的是百姓的當下日用之學，反對講“閒泛語”，反對搬弄經書陳言。如韓貞說：“一條直路本天通，只在尋常日用中。靜坐觀空空無物，無心應物物還空。固知野老能成聖，誰道江魚不化龍?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堯舜本來同。”他們的思想和學風與王艮一脈相承，而且他們比王艮更富於平民氣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祕色彩。第二，他們像王艮一樣，同情人民的疾苦。然而，他們缺少改革社會的理想，僅“以化俗爲己任”，企圖通過啓發“良知”，多行善事去改變苦難的現實世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他們不願“並列衣冠”，與統治階級保持了一定距離，但他們因安於貧困，歌詠自然而缺乏反抗壓迫的精神。韓貞奉命去災區感化“亂民”，宣揚“安貧死節”一類封建思想糟粕，說明了他的思想侷限性。在泰州學派中，朱恕、韓貞一派人致力於平民教育的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們並不是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學派是一個具有鮮明的戰鬥風格的學派。李贄稱讚王艮是位有“氣骨”的人，記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後學也都是“英雄”。他指出，王艮的學生徐越“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徐越的學生顏鈞“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顏鈞的學生羅汝芳“雖得免於一難”，但終被張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隱“以布衣倡道”，又遭到明朝統治者的殺害。何心隱之後，還有錢懷蘇、程學顏“一代高似一代”。他感慨說：“蓋英雄之世，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至於李贄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傳統的繼承者。
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是很尖銳的。他在《明儒學案》卷首引《師說》，指責王艮違背陽明的“良知”學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爲小人之無忌憚”。在《泰州學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評，說：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縛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公曰：“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
黃宗羲雖然從傳統偏見出發，稱泰州學派爲“小人之無忌憚”，但說他們“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羈絡”，即指出泰州學派的“異端”思想傢俱有堅強不屈的戰鬥性格，他們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無忌憚的封建“叛逆”，這頗道出了泰州學派的本質，也道出了泰州學派與陽明心學的根本區別。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學派最可寶貴的傳統。從明清之際的早期啓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仍能看到這一傳統給予不同時期的進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