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歷史，自秦朝以來，基本就是儒家的發展史。隨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政策的實施，儒家開始正式作爲封建帝國的官方哲學而流傳於世。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倡人治，靠聖哲、賢人的力量感化衆生，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可就是這樣一個提倡人治的學派，竟然誕生出一個提倡法治的儒學宗師，他的思想學說，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是儒家先秦時期最富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此獨樹一幟而驚才豔絕的人物是誰呢?
姓氏被叫錯兩千多年的悲劇人物，這個人我們多多少少聽過他的一些名頭，他叫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人，也就是今山西安澤人。戰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
人們一般都以爲荀子姓荀，這其實是一個錯誤。有人說，西漢時爲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所以稱呼荀子爲孫卿。
可是，除《史記》，先秦兩漢的着作都稱荀子爲“孫”。特別是《荀子》一書，幾乎都稱“孫”。韓非爲荀子學生，其着作也稱“孫子”。所以，稱荀是後起之說，荀子當爲孫子。
“三進三出”的最牛校長
荀子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後人對荀子爭議頗大，有的說他是孔門嫡傳，有的說他是儒門異端;有的說他是法家，是黃老思想家，有的說他是經師，是專制主義理論的祖師……
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議，在於他思想之駁雜。先秦諸子的思想傾向都很鮮明，學派歸屬一般不成問題。只有荀子是個例外，在他的統一的理論體系中融匯了不同學派的思想觀點。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氣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獨特地位。而他這種駁雜的思想來源，與他在稷下學宮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稷下學宮可謂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學術機構，齊國稷下之學正盛，齊王招集天下賢才而“尊寵之”。田驕、慎到、接子這些着名的學者，都齊聚齊國稷下學宮，號爲列大夫，享受優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議論，作書以刺世。荀子來稷下游學，但他對諸子之事都有批評，認爲“非先王之法”，當時的他已經五十歲了。
公元前286至前285年，齊王滅掉了宋國，荀子曾進行諫諍要重視德治，但當時剛取得軍事勝利，正在高興頭上的齊王怎麼會掃自己的興呢?荀子的主張當然不獲採納，於是失望的荀子就離開了齊國，結束了他第一段稷下學宮的生涯。
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率燕、趙、韓、魏、秦王國之師攻齊，陷齊都臨淄。齊襄王復國後，吸取先王的教訓，又招集亡散的學士，重整稷下學宮，“修列大夫之缺”。這時，荀子在楚國，正逢秦將白起攻楚，陷郢燒夷陵，舉國大亂，楚人倉惶遷都於陳。
荀子在戰亂中離楚來齊，參加稷下學宮的恢復重建工作。由於田驕等老一輩的學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齊國，荀子憑他的學識和才德，在復辦的稷下學宮中“最爲老師”，“三爲祭酒”，可謂稷下學宮的領袖，成爲稷下學宮有史以來最牛的校長。
一生漂泊，客死他鄉
齊襄王死後，荀子在齊國鬱郁不得志，秦國於此時聘請他入秦，荀子遂離齊赴秦，對秦國的政治、軍事、民情風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進行了考察。他建議秦昭王重用儒士，“力術止、義術行”。秦昭王雖然口頭稱善，但他事實上正忙於兼併戰爭。所以荀子的學說在秦國無法得到推廣，於是荀子又只好離開秦國而往遊他國。
後來，荀子到了趙國，曾在趙孝成王前與臨武君議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張，以“王兵”折服了臨武君的“詐兵”，使趙孝成王和臨武君都不得不稱“善”。但處於“爭於氣力”的當時，趙王“卒不能用”。於是他只好離開家鄉而又回到齊國。
齊國這時齊王建在位，但朝政由齊襄王的皇后控制。荀子向齊相進言，論述齊國內外大勢，勸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並對“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的弊政進行了批評。
結果，正如《史記·孟荀列傳》所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子冷言進諫反而受到了讒言的攻擊，因此他在齊國再也呆不下去了。於是他轉而赴楚，正碰上楚滅魯新得蘭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爲蘭陵令。
荀子在楚爲蘭陵令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任職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進讒，於是他只好離楚而回到趙國。在家邦，荀子這次得到了較高的禮遇。任他爲“上卿”或“上客”。楚人聽到後，就勸諫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荀子致信辭謝，對楚政多所批評。春申君深爲後悔，又一再堅請。可能是爲春申君的誠意所動，荀子又回到楚國，復任蘭陵令。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死於政治鬥爭。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廢官居家於蘭陵。“着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最後客死於蘭陵，結束了他短暫而又輝煌的傳奇人生。
“法律和道德一樣重要”
在春秋戰國的戰亂年代，學者們的觀點大多“非黑即白”：有的覺得道德至上，道德能讓統治更穩定和諧，比如儒家;有的認爲法律是萬能的，一切問題用法律都能得到圓滿地解決，比如法家。
作爲獨樹一幟的傳奇人物，荀子，一個儒家的“宗師級高手”，他思想最大的亮點就在於，他在強調德治的同時，並沒有處於學派觀點的偏見，清晰地認識到法律可以彌補許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德治與法治應該放在同等的地位，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是他“隆禮重法”的着名思想。
“隆禮”“重法”，是荀子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而提出的新思想，這是基於人性惡的理論。他認爲，人生來就有欲，“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有欲必有爭，因此人性是惡的。“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要發揮“禮義”的教化作用，藉以改造生來不良的人性，同時還要並用刑罰制服性情頑劣之人。他在性惡論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對立的政治主張結合起來。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爲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慾關係中產生。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只顧及人的慾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慾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慾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慾的無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衝突。爲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於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爲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並稱。在荀子那裏，禮是介於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在義禮並稱時，禮多是指道德。
在禮和法並稱時，禮多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爲立法的原則，又是指禮作爲原則的道德立場。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至於沉落。荀子可以說是顧及到現實的利慾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也就是說，在禮法關係上，“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是法律制定的來源依據，法是對禮的必要補充。“寬猛相濟”，禮法結合，王道霸道並用，提示出維護統治秩序的真諦，既需要暴力的強制，更需要說教的教導。
將“霸道”與“王道”雜之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着名的辯題，就是霸道爲上，還是王道爲上的問題。這也是儒家和法家爭鋒的焦點。“王道”是說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權勢等統治天下的政策。
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命題。
他認爲，“王道”和“霸道”並不是不能兼容。由此提出了禮法並舉、王霸統一的主張。他認爲“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禮以定倫”，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爲用。只是法的特點表現爲通過賞罰來維護等級秩序。
荀子畢竟是一位儒家的學者，他認爲在禮與法的關係上，還是禮高於法，禮爲法之大本。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刑罰，一有機會仍會作亂。他把“法治”成爲“暴察之威”，“禮治”稱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爲“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禮義爲本，則法治就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了：“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會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也就是說，禮義是立法的精神，是立法的原則。如果人們愛好禮義，其行爲就會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罰，百姓也能自然爲善。總之，荀子的禮法兼施、王霸統一，是對對禮法、王霸之爭的總結，開創了漢代儒法合流、法儒並用的先河。
思想光輝照古今
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對於維護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譚嗣同說：“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縱觀歷史，我們發現譚嗣同說的基本屬實，歷朝歷代的皇帝，雖然都尊崇儒學，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禮重法”的主張。
事實上，漢王朝建立後，經過漢初黃老之學的盛行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至漢宣帝時，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遂被確立爲“霸王道雜之”的基本國策而延續下來，也被稱之爲“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裝了層儒家思想，其實奉行的是法家學說。
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與法家文化互爲表裏，以禮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兼施並舉，作爲維護和鞏固封建政權的基本國策，這充分反映了荀子學說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深遠影響。
直到今天，“隆禮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鑑意義。我們從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實現了法治的普及。雖然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很多人對法律依然存在誤解，但我們需要警醒的是，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法律並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從一個“人治”的極端，又走向一個“法治”的極端，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去深思其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