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述
《子思》是極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經典，雖出自子思及其門徒之手，但後人對它有所增損，有所潤色。它與孔子的哲學思想體系一脈相承：孔子哲學的出發點，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於天道的本體論環節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現爲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表現爲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誠”的理論，由“誠”的理論到合外內之道，由合外內之道到復歸於中和之道的“天地參”，這就是子思用以闡述和發展孔子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子思》的思想，我們可以分以下幾點具體闡述：
天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子思所謂的天命，實質上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天道與其必然表現的統一。這是一個純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體性來說，是老子所謂不可再加規定的“一”，而子思則聯繫它的主宰天地萬物的表現作用，而導入一個對它的普遍界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現作用，這種表現作用作爲規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動之，而表現之，這就是道。在這裏，道與天道有相對的區別，後者指天道的主體——物質本體與其表現作用之爲規律的統一，前者指天道作爲這個統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現作用(規律)之爲性而動，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動之道。天道循性而動的活動之道，同時也是人、物的活動之道，人、物循性而動，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動。
天道作爲“一”，不能不表現自己，由此散發而爲多種規定，二者的統一便是一個性與其活動之道的統一體。天道的多種規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這個命題，從本體論上闡明瞭性道一體的普遍性。而這個性道一體的普遍性，內部也有其不同邏輯層次上的區別與聯繫。
中和之道
對孔子說，禮作爲人行大法，雖然是仁本身的具體大全，但它與行仁的具體情節相聯繫，便以“克己復禮”爲尺度而轉化爲一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門最高之道，它制約人行而指向人對人人關係、人物關係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確認識和處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爲人性的必然表現。子思從人性上闡發了這種必然表現的心理實質，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層次上歸結爲一箇中和之道。
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謂教”。這裏所謂“教”，就是實現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徑。他認爲，把禮法的規範系統化爲一種制度系統，作爲一種社會倫理制度，加以社會權威化，而成爲一種人人必須遵守而不能有所違犯的普遍社會制約性，這就是人類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礎上隨之而來的派生“修道”環節便是：第一，設立社會機制從政治上集中體現社會倫理制度;第二，輔之以各種形式的體現人的社會遺傳的教育制度。
所有這些以禮法的規範系統的制度化、社會權威化爲基礎的“修道”環節的總和，其作用是對社會成員進行禮義上的社會制約和教化，這就是“修道之謂教”的教。人只有在這種社會制約和教化中，才能通過實踐逐漸克服其情發而不中節的非和，達到情發而中節的達道一和，亦即達到中與和的對立統一。這是一個人在其社會屬性中承受其社會制約和教化的過程，它對儒家哲學，同時也是一個“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過程，是一個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的自我完善過程。
至誠之道
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如果人心全爲其明德之性作爲人性亦即真實無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維規律便能所向無礙、暢通無阻地起作用，這便是一個至誠的實在性。達到這一點，人心便完全成了一個理性以感性爲中介而與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倫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規律。這便是無須’修身正心”的“有爲”而能無爲無不爲的一個實在性，這樣的人便是孔子所說的“不斷而得，從容中道”的天生聖人。子思認爲，聖人之心，至誠如一，具有由誠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合外內之道
子思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合外內之道，是一個人性的理性規律與客觀存在規律的主客統一性，二者在其統一性中是一個見之於人性的道，所以人據此因時而發之，便無不中道而理當。天道是一個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體，它的整個屬人環節，也必須是這樣一個主客統一體。這種觀點的展開，必然是一種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物質論和萬物有靈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