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也稱韓非子(約公元前280一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新鄭]，韓王室諸公子之一，《史記》記載，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因爲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衆，連李斯也自嘆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韓非子》一書中。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韓非認爲這是“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便退而着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洋洋十萬餘言。
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爲秦王嬴政所賞識，秦王以派兵攻打韓國相威脅，迫使韓王讓韓非到秦國爲其效力。韓非在秦國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誣陷韓非，終因他是韓國宗室，未得信任，將其投入監獄，最後逼其自殺。
韓非雖死，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實施。韓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以法治思想爲中心。他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爲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被稱爲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着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爲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爲，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爲，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認爲，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的全部理論導源於荀子“性惡論”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的政治目的。他認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二手，便民衆畏威而歸利。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爲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韓非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繫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係，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衆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韓非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爲“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纔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係。他認爲，“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
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
韓非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認爲，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韓非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斷地變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爲常。”(《解老》)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表達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啓發作用。
韓非的政治思想爲中國封建統一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韓非不愧爲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韓非子》是韓非主要著作的輯錄，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餘萬字。裏面的文章，風格嚴峻峭刻，乾脆犀利，裏面保存了豐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
講到韓非之前，對於法家，是補一筆。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異點。別家講政治總是站在人民的一邊，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則專替君主打算，即使顧及人民也是爲着君主的利益。這是無足怪的。法家的職業本來是專替君主做參謀。一個君主的利益沒有大得過提高威權和富強本國;而且這些越快實現越好，至少要使他及身看見成功。這個問題，韓非把握得最緊，解答得最圓滿。
韓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術”，以在戰國中期相韓昭侯的“鄭之賤臣”申不害爲宗。所謂“術”，即人主操縱臣下的陰謀，那些聲色不露而辨別忠奸，賞罰莫測而切中事實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時的商鞅爲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無或缺賞，凡犯法違令的人無所逃罰。其三重“勢”，以和孟子同時的趙人慎到爲宗。所謂勢即是威權。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權儘量擴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裏，使他成爲恐怖的對象，好鎮壓臣下。這三派的注意點，韓非兼容並顧，故此說他集法家的大成。
韓非對於當世的君主有大旨如下的勸告：他們國弱的不是想強，國強的不是想更強，甚至用武力統一天下嗎?這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大部分你們所採的手段，尤其是你們所認爲最賢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講獻的手段，若不是和你們的目的相反，便是離你們的目的很遠。儒家(墨家也一樣)不是教你們用賢人治國嗎?你們試伸手一數，國內真正的賢人有幾?可數得滿十隻手指?但國內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們再等一輩子也找不到這麼多賢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賢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設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師荀卿說得好，人天生是壞，天生貪利怕禍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賞，甚麼事也有人替你們做到。只要佈置着無可逃避的重刑，甚麼弊也可以禁絕。但注意刑法不獨要重，而且要使人無可逃避。無論怎樣精細的網，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魚!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愛民而且博得人民的愛戴嗎?這於你們有什麼好處?你們愛民，極其量不過如父母愛子，但頑劣的兒子，父母動不了他毫毛的，一個小小的縣吏帶着練索去失，就可以歙了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從，與其用愛，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愛戴是靠不住的。能愛人者亦能惡人。你們若把自己的命運放在人民的愛戴上，一旦他們不愛戴了，又怎辦?其次，那班滿口禹、湯、堯舜、或神農、黃帝，以“是古非今”爲高的“文學遊說之士”，和那般成羣結黨以逞勇犯禁爲義的劍擊遊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們也敬仰着，甚至供養着的嗎?這兩色人到底於你們有什麼用處呢?你們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供給兵士以糧食的農民，現在說士和遊俠既不替你們打仗，又不替你們耕田，都享着榮譽或富貴，而兵士和農民卻處在社會的最下層，戰士的遺孤甚至在路邊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這是再顛倒沒有的了。何況說士和遊俠，對於你們，不獨無用，而且有害!遊俠以行爲破壞你們的法令，說士以議論破壞你們的法令。他們都是要於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標準。他們的標準行，你們的威嚴便掃地。再可惡不過的是說士們稱引先生批評時政。臣之尊君至少應當比得上子之尊父。設想一個兒子成日價對自己的父親贊別人的父親怎樣晏眠早起，勤力生財，怎樣縮食節衣，鞠養兒女，這對於自己的父親，是怎樣的侮謾。這種侮謾，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
韓非著的書，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嘆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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