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時間在公元1041-1048年，這一時期北宋已經建國近百年，歷史的車軸來到了北宋中期，雖然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但是其中暗藏的危機卻越來越深，在一片太平盛世下，百姓生活日漸困苦，各地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社會貧富差距達到驚人的地步，導致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北宋面臨着嚴重的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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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也是北宋內憂外患最嚴重的時期，這一期間西北的党項族建立了西夏國，與北宋的關係徹底破裂，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宋軍大敗，更加激化了國內的矛盾，北宋被迫承認了西夏的地位。而北方的遼國也趁機向北宋施壓，勒索了大量錢財，一時間北宋政權竟面臨存亡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以范仲淹、歐陽修爲首的有識之士開始醞釀一場改革，這就是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也是在北宋社會冗兵、冗政、冗費最嚴重的時期，由於在北宋立國初期採取恩蔭措施來解除地方節度使的兵權，導致到了北宋慶曆年間，官員越來越多，政府財政開支入不敷出，很多閒散人員無所事事，白白消耗社會資源，而廣大人民卻生活困苦，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涌，這一切都預示着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已經迫在眉睫，而慶曆新政也就由此發生了。
慶曆新政的背景
慶曆新政的背景是相當複雜的，北宋宋仁宗慶曆年間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在表面上一片太平盛世下其實蘊藏着巨大的危機，而且這樣的危機已經威脅到北宋政權的統治根基，概括起來這些危機總體來說一是積貧積弱，二是內憂外患。正因爲如此，以范仲淹、歐陽修爲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歷史上稱爲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宋仁宗
慶曆新政的背景之一就是積貧積弱，這是導致北宋中期社會危機重重的根本原因。北宋開國之初，吸取了唐末五代滅亡的教訓，用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地方節度使的兵權，避免對中央政府產生威脅。但代價就是政府允許這些開國功臣的子孫以恩蔭的方式入朝爲官，進入北宋中期的慶曆年間，這種恩蔭做官的人數越來越多，不僅導致正常科舉的官員沒有職位安排，而且導致大量的冗官，造成中央財政的極大困難。
慶曆新政的背景之二就是內憂外患，北宋社會的土地兼併現象很嚴重，而政府又不加以抑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普通老百姓的負擔很重，失去生活保障，因此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政府只好疲於應付。而且當時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西夏、遼國不斷對北宋構成威脅，而北宋的幾場對外作戰都以失敗告終，最後都以貢獻大量歲幣了結，這就造成冗費現象。爲了應對這樣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了慶曆新政。
元豐改制歷史進步性
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還是體現在很多方面的，雖然從後來實行的效果看，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但是由於宋神宗裁撤了一些不必要的機構和閒散官員，財政收入有所增加，財政開支有些減少。而且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最體現在改革後加強了中央集權，強化了皇帝個人的權力，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元豐改制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雖然宋神宗推行元豐改制在後世有很大爭議，但是它畢竟是中國古代職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於個人私心，爲了滿足他乾綱獨斷的慾望，因爲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並不能爲所欲爲，而是會受到宰相和監察部門的制約，在元豐改制後，監察部門被裁撤，宰相的權力受到削弱，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這一做法在後世不斷強化，這也可以體現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
元豐改制的歷史進步性還體現在它客觀上改善了北宋中期官場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現象，使得官員在其位謀其政，官員各有所屬，那些白拿俸祿不幹實事的閒散官員有所減少，官員也能定員定職，各司其職。同時減少了官員進階的階數，客觀上有利於官員的合理流動。元豐改制後雖然朝廷的行政效率並沒有得到很明顯的提高，而且宋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操之過急，也沒有徵詢宰相王安石的意見，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怨聲載道，但是朝廷的收入確實增加了，財政支出也節省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