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農民造反這個問題，崇禎犯了在遼東問題上的相同錯誤，因爲各類政策的失當，導致原本侷限於一地的戰爭，演變成蔓延全國的戰火。
在崇禎元年陝西動亂初起時，在如何對待的問題上，明王朝就意見不一。起初地方官爲逃避責任，對造反真相大力隱瞞，總幻想着來年天災過了，農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災卻年年持續。到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已經大亂四起，主要的農民軍勢力多達十多股，總數三十多萬人。這時候的明王朝剛剛經歷過北京保衛戰，京城周圍正滿目瘡痍，自然不願再啓戰端，所以“主撫”派佔據上風。一直主張招撫農民軍的御史楊鶴被任命爲陝西三邊總督，趕赴陝西平亂。
楊鶴是個好官，在崇禎元年（1628年）動亂初起時，他就提出“元氣”說，認爲老百姓是國家元氣，不能輕易殺戮。之前在官場上，他也“有清明”，是腐敗官場上難得的廉潔人物。可應對這樣的事件，僅廉潔明顯不夠，楊鶴很認真，對農民軍採取寬容政策，禁止官軍任意殺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顧危險單獨進入農民軍大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說，更鐵面無私，殺掉了陝西當地一批頗有民憤的官員。
忙活到崇禎四年（1631年）初，陝西境內十多路農民軍盡數接受招撫，共招降農民軍十多萬人，看似成績不錯，但多表面文章，楊鶴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對方肯投誠，什麼條件都答應，甚至允諾農民軍可以保留軍隊武裝，留在原地駐紮，這樣的做法，顯然治標不治本。
要招撫，就要給錢，崇禎先後撥給楊鶴十五萬白銀，看似不少，但分攤到每個農民軍手裏，也不過半兩白銀。何況，各路農民軍雖接受招安，但實力並未受損，一旦楊鶴的錢花完，大災又不停，重新造反是遲早的。到崇禎四年八月，各路反軍紛紛撕毀合約，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萬兩白銀打了水漂，楊鶴本人被充軍流放。
招撫不行，就剿滅，這時候的主角，變成了洪承疇。
洪承疇，字彥演，福建南安人，楊鶴招撫陝西的時候，他是陝西參議，對楊鶴的招撫主張，他向來堅決反對，戰事重起後，陝西當地大潰，官員紛紛逃命。洪承疇非但不跑，反而自己臨時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團，奔赴平亂前線。他的第一仗是在陝西韓城，擊潰了攻打韓城的王左貴部，李自成此時正是王左貴部的前鋒將軍。這一仗王左貴敗的很慘，其部隊幾乎被打散。李自成也因此與王左貴走散，之後一段時間，他只是陝西當地的一股散兵遊勇。
卻也因禍得福。
被洪承疇追的走投無路的王左貴，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疇投降。但洪承疇不是楊鶴，接受王左貴投降後沒幾天就翻臉，派兵偷襲王左貴，王左貴本人及身邊部將皆被殺死，如果李自成還在王左貴麾下，恐怕也難逃這場滅頂之災。
王左貴覆滅之後，洪承疇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成了陝西三邊總督，這時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這兩股最大勢力上，崇禎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疇開始全力圍剿王喜胤，這時他手裏最大的王牌，就是擔任延綏副總兵的曹文詔，曹文詔是孫承宗的舊部，手中還有孫承宗練兵的骨血---1000名戰鬥力強悍的遼東騎兵。
僅用兩個月時間，曹文詔就在甘肅河曲擊斃了王喜胤，這時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將王自用麾下效力。又經過了三個月時間，另一股陝西最大農民軍勢力神一魁也全軍覆沒。在這期間，李自成追隨王自用，從曹文詔的追殺裏逃脫出來，流竄到陝西，山西的交界地帶。這時候陸續集結到此處的，約有二十多萬各路農民軍敗兵。明王朝鎮壓農民起義的第一個拐點已經出現：此時洪承疇和曹文詔已平定陝西大部，如果與陝西交界的山西，河南兩省可以配合作戰，封鎖農民軍進入的要道。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會戛然而止。
在這個關鍵時刻，崇禎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農民軍各頭領開會，列席會議的李自成，從此開始有了自己的名號—闖將！他成爲這次會議的三十六位頭目之一，與他一道列席的，還有著名的“闖王”高迎祥，“八大王”羅汝才。會議商談的結果，就是王自用被推舉爲首領，二十萬農民軍兵分五路，進入山西。這時擔任山西巡撫的是許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疇已經上奏，要求山西務必守住關口，即使不能阻擋農民軍，也要儘可能的拖住，他在後面夾擊，必可大獲全勝。
許鼎臣也很積極，張口向崇禎要兵，明王朝一口氣調來了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位總兵，都是能征善戰的勇將。可偏偏許鼎臣無能，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朝令夕改，今天命部隊駐甲地，第二天想想不對，又沒來由的駐乙地，還沒等他部署好，各路農民軍就長驅直入了。結果，本是陝西一省的暴亂，至此變成了中原大亂，雖然之後明朝調曹文詔入山西，一度重創農民軍，但農民起義在中原的燎原之勢，已經不可阻擋。
李自成在進入山西后，也迎來了他命運的又一轉折，他的老上級王自用在崇禎六年（1633年）病故了，麾下的兩萬兵馬盡被李自成接管，但剛接管了沒兩天，曹文詔進入山西，各路農民軍皆遭慘敗。幸運的是，這時候曹文詔主要針對的，是農民軍中實力最強的紫金樑部，曹文詔一直把紫金樑追到河北，而這時的李自成，卻與張獻忠，高迎祥等人合夥南下，進入了河南境內，此時的他，又是高迎祥麾下的干將了。
河南的軍事行動進展的很順利，農民軍連戰連捷，一直轉戰到河南武安。但就在武安當地，他們遭到明將左良玉部阻擊，遲滯了數日後，卻發現已身陷包圍圈中---這時曹文詔精心設計的包圍圈，武安四周，彙集了包括山西總兵曹文詔，京營總兵王撲在內的十萬明軍，封死了農民軍突圍的所有出路。包圍圈內，幾乎雲集了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所有明末農民起義的精英，畢其功於一役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
但就在農民軍要發動總攻前，設計這個包圍圈的曹文詔卻被調走了，職務從山西總兵平級調動成大同總兵。原因是曹文詔與河南御史劉令譽不睦，被回京述職的劉令譽告了黑狀，罪名是“養寇自重”，即把曹文詔現在故意示弱誘引農民軍武安會師的方略，說成是“養寇”，這正犯了崇禎的忌諱，曹文詔被調到暫無戰事的大同邊鎮，剛到任沒三個月，就趕上皇太極繞道大同進犯，曹文詔僅憑手中兩千多兵馬，與皇太極八萬精兵血戰十五天，硬是保住了大同重鎮，迫使皇太極撤退，崇禎卻非抓住他失去邊地縣城的小錯，非但不獎賞，反命他“戴罪立功”。
而更要命的是，曹文詔精心設計的河南包圍圈也破產了，曹文詔走後，明軍失去了最能征善戰的將領，參與包圍的各路部隊誰都不敢出頭衝鋒，與農民軍乾耗到冬天後，代理曹文詔指揮的京營總兵王撲，在收受農民軍賄賂後，中了農民軍的“詐降”計，在包圍圈上讓出一條口子，滿以爲農民軍會出來投降。結果十多萬農民軍趁機突圍成功。這次的後果更嚴重：各路農民軍突圍後化整爲零，分別去了不同的省份，山西，陝西，河南，湖廣皆蔓延戰火。中原大亂，從此開始。
李自成去的地方是陝西，他跟隨高迎祥打了幾個勝仗後，接着遇到了主持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的“五省總督”陳奇瑜。比起曹文詔的猛打猛衝，陳奇瑜的戰略是“追而小打”，從崇禎七年（1634年）二月起，陳奇瑜和農民軍發生了二十三場戰鬥，全是小規模廝殺，打完了立刻收手，只尾隨其後追擊，追擊的結果，就是迫使農民軍再次進入了一個陷阱---陝西車廂峽。這是陝西南部長五十里的一個山谷，兩面羣山環繞，通道極其狹窄，且只有南北兩個出口，早被明軍封死。高迎祥，李自成的八萬農民軍，就這樣再次進入了死地。
但這次農民軍再次使出老辦法---詐降+行賄。被困十幾天後，農民軍開始請求投降，深知這套把戲的陳奇瑜起先不肯，但農民軍又賄賂他身邊的將領，陳奇瑜雖是清官，卻架不住身邊屬下的連番勸說。加上此時明軍兵力確實不足，就准許了農民軍投降，撤出了對峽谷南口的封鎖，結果，農民軍在出谷後再次發動反擊。重創了陳奇瑜之後，再次進入河南地界。
自此，李自成的實力大爲膨脹，他成爲了高迎祥麾下的實力派人物，明末的農民起義，終於成爲明朝的大毒瘤，大明局勢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