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個不能迴避的名字。在論述中國官制的汗牛充棟的論文中大家經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製的“胡黨”謀逆大案，使得丞相這個古老的官名在歷史長河中徹底消失，也使皇權統治在明朝達到了頂峯。頂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細數起來，其實也蠻可憐的。
胡惟庸和李善長是同鄉，他在反元建明鬥爭中沒有留下過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蹟，在洪武三年進入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以前，當過知縣、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 寺卿，只是個分管禮儀祭祀的清水衙門的長官而已。從清水衙門進入政務中樞，胡惟庸的飛躍速度簡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飛機，而帶他飛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鄉李 善長。
洪武三年過半的時候，李善長身體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時的中書省大權都掌握在楊憲的手裏。楊憲可不是 淮人，而且還是檢校的成員，作爲淮人首領的李善長不能不爲自己身後的小集團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長也從什麼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事情，在痛恨劉基的 同時，也瞭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鄉淮西人，於是李善長就向朱元璋上書保舉，一來迎逢聖意，二來也能將淮人繼續安插在政府最高機關裏， 可謂是一舉兩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正式離開中書省，汪廣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則接替了汪某原本中書左丞的職位。史書上說胡惟庸在楊憲死後，“以曲謹當上意”，因此“寵遇日盛”，從此更加不把汪廣洋放在眼裏。若說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那麼胡惟庸就是這個把持朝政的小集團的第二把手。李善長本人雖然離開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響力沒有絲毫減退，各個部門的 頭頭腦腦大多是他的舊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須和李善長搞好關係。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結交李善長，相比之下，汪廣洋這個非淮西集團出身的右丞相 實在不好開展工作，也難怪他只能“無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過汪廣洋，胡惟庸和楊憲一 樣，一門心思要爬到權力頂峯，成爲中書省的宰相第一人。楊憲被幹掉以後，胡惟庸前面的絆腳石就只剩下汪廣洋一個人而已，又豈能輕易放過？不過汪廣洋的錯處 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謹慎，對於大小政務從不擅專，簡直就是“尸位素餐”這個成語的最好體現。然而就在胡惟庸鬱悶沒招的時候，朱元璋卻替他解決了這個難辦的 問題。
朱元璋也實在忍受不了汪廣洋的碌碌無爲，叫你壓制楊憲，你反而被趕出京師，叫你主持政務，你把活兒都推給胡惟庸，我還用你幹什麼？——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無所建白”的理由罷免了汪廣洋右丞相的職務，讓他去遙遠的廣東行省當參政，轉而讓胡惟庸 以中書左丞的職務把中書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順地抓起來。這回汪廣洋以爲真正離開權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並不準備讓他如此逍遙，過了沒多久，就 又把他召回朝廷，讓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讓這麼懦弱的人當監察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對於炙手可熱的胡惟庸來說，正是皇帝對他信重的表現。果然，汪廣洋在左御史 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書省毫無區別，一無建樹，絲毫沒有影響到胡惟庸的相權。
且說汪廣洋被派往廣東後沒過多久，胡惟庸的侄女與李善長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結爲了夫妻，這樣一來，胡、李二人就變成了間接的兒女親家。有了這層親戚關係，胡惟庸儼然已成了李善長在朝堂上的代言 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舊部來如臂使指，順手順心。大概也因爲這層姻親關係，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關係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爲中書右丞 相，實至名歸地主持中書省的政務。此時的中書省，自從李善長退休以後，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達雖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頭銜，但他爲人謹慎，加上常年 帶兵在外，政務方面是一點也不可肯沾，就這樣，胡惟庸這個新的右丞相就變成了獨相。
死了楊憲，走了汪廣洋，又和李善長結了親家，胡惟庸可謂是志得意滿。隨着權勢的增大，此公日益縱橫跋扈，對於膽敢挑戰他權威的人是一個也不放過。
胡惟庸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已經退休在家的劉基。朱元璋和劉基論相的對話，本來應該是極爲機密的，但不知怎麼回事，竟然弄到舉朝皆知的地步——日後等到胡 惟庸案發後，纔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檢校故意傳出的消息——別說劉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對頭，單隻這次論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對劉基深惡痛絕了。
劉基自從洪武四年告老還鄉以後，就一直安養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檢校無處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從無休止，爲了證明自己完全放棄朝廷之事，他從來不見當 地官員。有一次，青田知縣以布衣身份去見他，和他相談甚歡，分別之時說自己是青田知縣，對先生仰慕已久纔來拜會，劉基一聽馬上下跪，口稱小民，並從此再不 見客，其幽居如是——可饒是他這麼小心謹慎，但卻仍沒辦法跳出混濁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處有 一個叫談洋的地方，這地方離劉基的家鄉不遠，他不願意這裏不服王化，一向被鹽梟所佔據，就向朱元璋奏請設立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聚衆作亂，劉基派大 兒子劉璉將寫清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帶到京師，沒有經過中書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裏。劉基是聰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對付，如果通過正常渠 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這份奏章——中書省有權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裏，這份文件肯定會被截留在中書省內。劉璉此時還沒有功 名，只是一介平頭百姓，他隻身來到南京城，怎麼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裏呢？大概是劉基過去認識的檢校從中幫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馬上知道了這件事——也不知哪位檢校的功勞。繞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上書，這件事對於新官上任的中書執掌人來說，實在是太丟臉了，於是新仇舊怨一齊 涌上胡惟庸的心頭。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書吳雲上書彈劾劉基：“劉基曾經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他看中了，想死後把墓建在這裏，當地百姓不肯讓地，這才請 求朝廷設立巡檢司驅逐百姓，好拿到這塊好地方。”——說看中一個地方有王氣而把墓建在那裏，這是封建時代對一個臣子最大的誣陷方法之一，王氣只能皇帝本人 有，做臣子的圖謀這個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墳地建在哪裏是會影響子孫後代的大事，而王氣這種東西來無影去無蹤，卻是誅心之論——你劉基不是以 能掐會算出名嗎？我們就用你拿手的法寶來坑你，況且這種玄而又玄的東西你還真不好辯解。
朱元璋不愧爲一代雄主，他雖然也敬天祭天，但並非一個絕對迷信的人，當年李善長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爲說自己的老家和漢高祖劉邦的老家離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氣，而是李善長利用 劉邦的故事激勵了自己的緣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後並沒有如胡惟庸所願的那樣按造反罪逮捕劉基，當然，這種事情也不可能完全無視，於是象徵性地處以了奪俸 的處罰。但劉基在老家卻坐不住了，他不顧老病之軀，千里迢迢趕到南京城，向朱元璋當面謝罪。
這一下羊入虎口。
劉基進京之後就病倒了，這一病經年，而胡惟庸並沒有忘記他，也不會就此放過他。據說胡惟庸曾派醫生到劉基那裏去看病，劉基吃了醫生開的藥，“有物積腹中如拳 石”，反而導致病勢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時候，這位能掐會算的劉伯溫先生已經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護送他返鄉，當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 鄉。
這一番爭鬥，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躥下跳的表演在他眼裏和小丑沒什麼兩樣。此時的朱元璋，心裏已經漸漸 有了改組中書省、廢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動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書右丞相以後，收受賄賂、任意處分官員、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這些把柄 來定他的罪，分量還嫌不夠。
雖然也有人彈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將這樣的官員 交給胡惟庸自己處理——朱元璋親點的狀元吳伯宗時任禮部員外郎，舉朝逢迎胡惟庸的時候，他頭腦十分清醒，始終不肯阿附，不僅如此，還向朱元璋上疏告發胡惟 庸的種種不法行爲。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貶了官，差點沒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時候，胡惟庸在右丞相 的位置上已經坐了三年。而朱元璋彷彿是爲了讓他更好地專權似的，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書省編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這兩個職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 相，雖說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沒有廢除。同時，在地方上廢除了元朝實行的行中書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直接向中書省負責。本來在 中書省的編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別爲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如今廢除了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的職位，中書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 編制，其下雖然增設了幾個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聯繫的位置，但不過是輔助丞相而已。這一來，胡惟庸在中書省，進而在整個大明朝，都可以說是獲得了真正一言九鼎 的權力。
彷彿是故意拉攏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並沒有忘記已經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長——他把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了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兩人從此結成兒女親家。爲了給兒子辦喜事，李善長喜洋洋地來到了南京城，這時候，沉寂多年的汪廣洋突然跳了出來。
要說汪廣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擔任地方官時還是頗有政績的，對他的評價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麼回事，每當他在中央任職時，就完全看不出當地方官時的 智慧，從最早被楊憲排擠，到後來受胡惟庸的氣，他都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實實的任人宰割。他這個左御史大夫，本來有着監察百官的權利，但他這幾 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還有這種權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結納百官、專橫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臨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後，汪廣洋突然發飆，他聯合御 史大夫陳寧上疏進言：“李善長恃寵而驕，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沒有臨朝視事，他卻不問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駙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 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謝罪，這是對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頭對向了胡惟庸的總後臺，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韓國公李善長。
真不知道汪廣洋是怎麼想的，按說這些年胡惟庸貪贓枉法的事情其實不少，他身爲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對付，應該握有不少過硬的證據，找好時機一舉將胡惟庸趕 下臺纔是正事。結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時李善長沒有問候、駙馬六天不上朝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跳過胡惟庸，直接去挑戰李善長！或者，他是在用這種小事試探朱元 璋對於李善長的態度吧。
其實朱元璋等這樣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對的——彈劾功臣，但內容卻實在不足以論罪——裏邊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爲這種事降罪於親家，那也實在太說不過去了。不過在朱元璋眼裏，好歹這回汪廣洋總算是開竅了。
於是，李善長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懲戒。不過，沒幾天又給他兼上“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這幾項的薪水加起來，比起 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況所謂“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雖然不是宰相，但將國朝三大中樞機關一網打盡，黨政軍一手抓，根本就是榮寵 到了極點……這一下任誰也看得出來，皇帝對於李善長的信重沒有絲毫褪色，那些本來想跟着汪廣洋後邊躍躍欲試的人們立刻就沉默下來。
當然也不能涼了敢於告發功臣不法行徑的汪廣洋的心，轉過年來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廣洋再次進入中書省，升任中書右丞相。然而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廣 洋的心——這個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騰出來的，胡惟庸在當年正式被任命爲大明朝最高行政長官的職務——中書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輔佐官，現在爬上去當自己的 頂頭上司，這回汪廣洋徹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觸怒胡惟庸或李善長的花樣了。
胡惟庸終於位極人臣，而朱元璋的網也漸漸開始收緊。
洪 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對着以胡惟庸爲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領導班子訓話：“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連；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絕，聰明內蔽。 國家能否大治，其實和這點有很大的關係。我經常擔心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廣開言路，以求直言。”聽到這話的新任中書左丞相胡惟庸 還以爲這只是每個開國皇帝的老生常談而已，他並不在意，反正再怎麼上下相通，廣開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書省都是有權先過目的。
然 而到了七月，一個大棒突然打到他的頭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這是朱元璋新創立的一個部門，所謂通政，乃是朱元璋將政務比作水，認爲水需要流通才好， 所以起名爲通政使司。這個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職能是“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於早朝匯而進之。”——所有的奏章必須先經過這個通政使司收 納整理，再轉交相關職能部門。
這個新的通政使司的橫空出世，正是朱元璋開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權的開始。明承元制，所有 奏章都先進中書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書省直接處理了——宰相給出意見後發往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臺等各相關職能部門，若是大 事，再呈給皇帝裁決。與此同時，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給皇帝，什麼東西能讓皇帝看到什麼東西不能讓皇帝看到，都由中書省來決定。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權 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這個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變舊 有制度的決心，給胡惟庸當頭澆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逐漸意識到了朱元璋不會允許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權。先前廢除平章政事和參 知政事，原來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給設立通政使司鋪路，這下將最能謀私的“奏事不許隔越中書”的老規矩改了，以後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過了……
制度雖然改變，但舊的習慣一時很難完全扭轉，何況雖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並沒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來的奏章還是要送到中書省，由丞相大人決斷，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們的奏章都寫了些什麼，最終還是得依靠檢校。
通 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時間裏基本上是作爲中書省的祕書處存在的。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說：“做皇帝的人深居 獨處，能明見萬里，主要是由於他兼聽廣覽，瞭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於中書省，凡事必先關報中書，然後才奏聞給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 至大亂。這是我們要深以爲誡的。”於是下詔，諸司奏事勿關白中書省，直接奏報皇帝。
這一下對於宰相權力來說是致命的 打擊，從根本上動搖了宰相專權的基礎。胡惟庸之所以能夠打壓衆臣，剔除異己，靠的就是舊制“奏事不許隔越中書”，這個制度方便他扣壓奏章，欺下瞞上。六部 長官本來有事情都是通過中書省和皇帝聯繫，但這個詔書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聯繫上了，若果真如此，則宰相的權力就會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麼多敵人，好不容易從建國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位置上，還沒怎麼好好享受呢，就眼睜睜地被皇帝一點一點削弱手中的權力，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爭之，反正都是個死，乾脆鋌而走險。
於是，胡惟庸開始策劃謀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覺得時機成熟，準備行動了。
洪武十三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彙報：“臣的家裏出現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駕臨臣的家中觀賞。”所謂“醴泉”，乃是說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說他家裏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變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聞 聽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於是就在五月初二日從西華門擺駕出宮，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車隊走了沒有多遠，突然看見一個人從道路旁邊直衝出來，攔住了御駕。 衛士們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衝上前去將其圍住，拳打腳踢。然而這個人一手扳着馬車，一手直指胡府，滿臉是血也不肯鬆手。朱元璋覺得奇怪，仔細一看，原來此 人是西華門內使，一個名叫雲奇的宦官。
朱元璋讓人把雲奇架到自己面前來詳加詢問，可惜這個時候雲奇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說不出話來了。朱元璋見雲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與胡惟庸有關，於是轉身返回西華門，登上門樓遠遠望去。
胡府距離西華門並不遙遠，登高而望，亭臺樓閣盡收眼底。不望還好，這一望可把朱元璋嚇了一大跳，只見胡府中有很多披堅執銳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兩旁和牆壁後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圍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書左丞相，隨即將其押赴市曹正法。
這就是“雲奇告變”的故事——而至於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雲奇，據說因爲傷勢過重，沒過多久就嚥了氣……
胡惟庸犯下的所謂“謀逆”案，是朱元璋大殺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權力的最終一擊。彼時我們這本書的主角——錦衣衛——還沒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邊仍然只有從建國前就成立的祕密部隊——檢校。
關 於“雲奇告變”的荒唐故事，雖然也起源於明朝，但就連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實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還並不是謀反，只是“擅權枉法”而已，“謀 逆”的罪名和諸多罪行都是後來才陸續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後，他的案子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扯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最終，就連李善長也被拉進“胡 黨”，送了性命纔算完事
且說從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訓話後，原來在中書省轄下的六部就此獲得了越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的權力，這給 朝政帶來了不小的混亂。一個體制裏，一對一的單線管理最簡單，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書省—六部，按制度來說，六部還是屬於中書省的管轄範圍，六部的尚書 們應該對胡惟庸負責；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來說，六部可以直接給皇帝寫報告。這樣很多事情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了，你不能不告訴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說了得告 訴他嘛，也不能不告訴中書省——就算皇帝批了條子，也得由中書省發佈啊，橫豎是繞不過中書省的。這一下變成多頭管理，於是乎，六部的官員們在皇帝和宰相之 間疲於奔命，難免出錯，這更讓朱元璋下定了廢除宰相制度的決心。
屠刀揮動的肇端發生於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在 今越南國東南部地區)來使進貢，按說這種外交大事，從正常制度上來說，中書省接到報告後應該上報朱元璋，從朱元璋訓話的角度來說也應該由相關負責人直接匯 報給皇帝纔對。然而，朱元璋並不是從中書或是禮部那裏知道有外交使節來南京的消息——相關人員竟然沒有報告給朱元璋！
史書上說是某個外出辦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國的使者，然後告訴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龍顏大怒——這沒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許也是他的一個檢校吧。
朱 元璋找來胡惟庸和汪廣洋，責問他們爲何隱瞞不報。汪廣洋自從再入中書以來，更加小心謹慎，上次挑戰李善長失敗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書省，他知道，他應該 成爲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劍，繼續去挑戰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長，這纔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會激發潛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爭到底，但 汪廣洋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些年來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爲民做事的豪氣日漸消磨，洪武九年對李善長的彈劾，是他唯一一次爆發，當時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卻沒料 到既沒成功也沒成仁，還被朱元璋當成打手又被扔進了中書省。他知道，遲早朱元璋會拿中書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書省，恐怕很難再活着走出去了，這讓他徹底崩 潰。他開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尋得心靈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應付一下，根本就不過心，胡惟庸愛耍什麼小動作就耍什麼小動作，他是一概不 問，得過且過，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對於這次重大外交失誤，汪廣洋根本就沒反應過來，在朱元璋 面前只是磕頭而已，胡惟庸辯解說這種事情一向都是禮部負責，都是禮部的錯。朱元璋又找來禮部官員和兩位宰相當面對質，禮部官員面對兩位宰相也毫不畏懼，說 這種事我們已經給中書省打過報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書省的意思啊，我們只是底下做事的怎麼敢擅專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來踢去，竟沒有一個有擔當的肯承認錯誤。既然都不認錯，那就都別安生了。於是把禮部負責接待的相關人員全都下獄，暗中讓檢校調查真正 敢將此事壓下隱瞞不報的指使者。明面上，兩位宰相只被罵了一頓，並沒有受到什麼處罰。胡惟庸和汪廣洋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書省，不知在中書省昏暗的燭 光下，這兩位老對頭是否都從對方的眼中看到了絕望的神情——這絕望既是屬於胡惟庸的，也是屬於汪廣洋的，甚至，是屬於胡惟庸身後的李善長的。
命運的轉輪既已啓動，斷無停下之理，朝中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燒大的決心。胡惟庸和李善長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鮮無限，朝中有無數大臣眼紅，早就想取 而代之。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這麼大的岔子，恐怕他們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從中漁利呢？能扳倒一個是一個，說不定哪天那個耀眼的職位就能落到自 己頭上呢。
過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調查結果出爐——汪廣洋是罪魁禍首。朱元璋對這個調查結果並不滿意，大家都知 道汪廣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說他是主使者，別說朱元璋，恐怕那些參與調查的人也都不相信。這個調查結果看在朱元璋眼裏，只能說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勢力太過龐 大，已經完全架空他這個皇帝的權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須有過得去的理由，而且總不能讓皇帝自己去說，得由臣下發難纔好，挑來選 去，一個叫塗節的大臣被他挑中了。塗節是御史中丞，負有監察百官的責任，由他出面告發胡惟庸，很是合適。
爲了不打草 驚蛇，汪廣洋仍然被犧牲掉了，他先是被貶官到廣東，還沒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聖旨，內容是說他以前當地方官的時候包庇犯法的宗親朱文正，後來在中書省 的時候明明知道楊憲的奸邪卻不報告，結論是“賜死”。汪廣洋幾乎是以解脫的心情來接的聖旨，這樣的場景，在他的夢裏已經反覆出現過無數次了吧，以前需要借 助酒精的力量擺脫夢魘，這一次卻是不用再擔心什麼了……
汪廣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沒有連罪他的家人，但汪廣洋有個陳氏 小妾，得到汪廣洋死去的消息後也跟着自殺了。古時丈夫死了，沒有子女的妻妾從死，是貞潔的行爲，很多帝王都會給這樣的女人以表彰，但這個消息傳到朱元璋的 耳朵裏，引起的卻是反效果。隨着陳氏小妾自殺殉夫的消息一起報告給朱元璋的是這個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個縣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賣爲官 奴，不知怎麼竟成了汪廣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後大怒：“從來官奴只能賞賜給功臣之家，汪廣洋這樣的文官怎麼能納之爲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徹查，於是從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覺到了皇帝對胡惟庸的不滿已經到達了極限。然而這個案子還沒查完，胡惟庸已經掉了腦袋，汪廣洋的小妾這樣的事和“謀反”大事比起來，實在算不了什麼，於是這樁案子就這麼無疾而終，不了了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塗節向朱元璋告發胡惟庸涉嫌謀殺誠意伯劉基——胡惟庸找人給劉基看病的事情廣爲人知，劉基此後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實，雖然這兩者結合起來並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不過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殺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是怎麼過的，反正御史中丞塗節沒閒着，他覬覦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經明顯失寵，就準備給胡惟庸最後的致命一擊。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整個大明朝還沉浸在過年氣氛中的時候，南京城裏卻劍拔弩張，塗節向朱元璋告發——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意圖謀反！
朱元璋接到報告後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來，還沒等塗節高興呢，一轉臉又說塗節本來就是胡惟庸一黨，還拉上了曾經和汪廣洋一起彈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將這三個人一起殺了。
天威震怒，雷厲風行，大過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個丞相、一個御史大夫和一個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後發佈的文告裏，他的罪名是“擅權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從肆意打壓自己的對頭到私扣奏章，從收受賄賂到專權獨斷，乃至於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幾乎是無所不包。
在大臣們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兩道聖旨發佈——廢除中書省！廢除大都督府！
兩道聖旨把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後事安排得十分詳盡，內容之縝密、細緻，使朝中大臣們終於明白，朱元璋發佈這兩道詔令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醞釀了很久的結果。
中 書省作爲大明朝最高行政機關的歷史到此結束，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整個中書省的官員編制幾乎全被廢除，只保留了純粹記錄官性質的中書舍人一個職位。原本 屬於中書省的權力全部收歸皇帝一人所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的地位上升，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王朝政務的決策者和實行者之間再無任何阻礙。同 時，朱元璋還告誡羣臣——今後他的子孫，都不能再說設立丞相的事情，臣子們也不能請求設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則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這五軍都督府掌管軍旅之事，隸屬於兵部，曾經和中書省分庭抗禮的大都督府編制就這麼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節，註定是讓大明朝所有官員都難忘的一段日子。
混亂的正月過去後，朱元璋真正開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運作。
現在的大明朝，沒了中書省的宰相掣手掣腳，朱元璋的皇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峯。但權力必然伴隨着義務，沒過多久，這至高無上的權力所帶來的副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身爲皇帝，他必須要保證整個大明朝的正常運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才能保證身體健康 和意識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後，一天的睡眠時間可能都沒有四個小時——從前一整個部門的工作現在壓到他一個人身上，就是他有三頭六臂也無法負荷。 有史學家統計過，在廢除丞相制度以後，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二百封，大小共計約五百件事需要他做出決斷。而那時的奏章都是文四駢六的儒士們寫的， 通常幾萬言的水分下來，真正談事情的能有幾百字就不錯了，就算一封奏章五千字吧，二百封就是一百萬字……就算每天不動腦子看一百萬字，你能看完嗎？何況還 得動腦子去想這奏章到底講的什麼問題，該怎麼解決？——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壓力，朱元璋再有身爲皇帝的自覺也沒辦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說，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導致精神緊張焦躁，朱元璋本來就不是個和氣的人，時間一長，脾氣更爲暴躁易怒，看着滿朝臣子都不順眼，要不是內廷有結髮的妻子馬皇后照顧，外廷有皇太子朱標和親家李善長支撐，只怕他一個暴怒，就能要了滿朝大臣的命。
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來越不對勁兒。他一個人根本看不完那麼多奏章，就有許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許多得 推到第二天。而朝臣們上的奏章都是請示問題與決策，雖有輕重緩急，但卻沒有不該辦的，得不到回覆就不敢實行，不敢實行在朱元璋眼裏就是辦事不力，辦事不力 就該罰，捱了罰就更不敢自作主張而要事事請示……如此惡性循環，朱元璋和朝臣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胡惟庸雖然死了，可李善長還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員仍然是李善長的老部下，他們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對他們日益不滿的情況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長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這種做法在朱元璋看來，就成了結黨營私和圖謀不軌的雙重判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句古話在朱元璋這裏不適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長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團，他確信，這個集團已經腐化變質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奪權力的對手。
屠 殺的理由並不好找。事實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門都由這個集團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並稱三法司，刑 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爲儒士，辦案定罪既無眼力也無效率，朱元璋覺得實在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邊的檢校而已。
檢校從一誕生就爲朱元璋一手掌控，爲他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檢校是個職務名稱，不是正式機構，它有偵察權，卻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讓檢校發揮更大的 作用，就必須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如果將檢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統的三法司的話，只會拘泥於國家法律和程序正義，而無法隨心所欲。
朱元璋將眼光收回到內廷，放到了自己身邊的侍衛親軍上。侍衛親軍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將檢校們放入其中，並賦予偵察之外的權力也是說得過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終於決定將錦衣衛推到檯面上來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爲吳王的時候，他就對軍隊進行了改革，廢除了麾下軍隊中的統軍元帥一職——這個職務只能由朱元璋本人來擔任，如今稱王將來稱帝，軍權是一絲一 毫也不能放鬆的。他將全軍劃分爲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 揮使司，相應地還廢除了諸將因襲元朝舊制的樞密、平章、元帥等稱號，而是按照所率兵馬的數量，五千人稱爲“指揮”、一千人稱爲“千戶”、一百人稱爲“百 戶”、五十人稱爲“總旗”、十人爲一個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稱帝建立明朝之後，又把這一軍制推廣到全國各個地方，按照 全國郡縣劃分軍區，大致類似於今天的北京、瀋陽、濟南等各大軍區。五千六百人以上的軍區稱爲“衛”、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稱爲“千戶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稱 爲“百戶所”——這一制度就是爲我們熟知的明朝軍隊的衛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軍隊最高指揮機構是前面說過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長官大都督總領天下諸軍事，這天下諸軍事不光是對外征戰，還包括皇帝身邊的護衛親軍——拱衛司。
明初，皇宮的守衛任務由拱衛司擔當，雖然親近皇帝，但實際官職卻很低，長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衛司的人選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選派，整天在皇帝身邊晃來晃去的 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樣貌、體能、頭腦一點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對於這樣的拱衛司並不滿意，一來拱衛司原本屬於中書省管——可見明初中書省管轄之寬，後 來轉到大都督府下邊，只不過轉來轉去總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裏；二來正七品的官職相對於皇帝親軍的名號來說，也實在太寒酸了些。
於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時，朱元璋也對拱衛司進行了改制——他把拱衛司從大都督府的管轄下獨立出來，改組成爲親軍都尉府，指揮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規格提高了不少，人數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轄左、右、中、前、後五軍，統稱爲“侍衛親軍”，專門負責皇城的守衛工作。
此外新設了一個儀鸞司，長官品級爲正五品。這儀鸞司真真正正是錦衣衛的前身了，它的職責很大部分後來由錦衣衛繼承下來且併發揚光大。
儀鸞司，顧名思義，除了護衛皇帝外，很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皇帝出行和朝會時負責儀鑾掌管鹵簿儀仗——說白了，就是三軍儀仗隊，是國家和軍隊的臉面所在。入選 的校尉都是功勳貴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們這時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年紀，在日漸衰老的皇帝身邊執行守衛工作，既是對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 機會，因此，儀鸞司的校尉雖然品級不高，但卻是十分顯貴的職務。
自然，這麼冠冕堂皇的儀鸞司，職責和我們所知道的錦衣衛相差太多了。錦衣衛，在往後大多數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詞。殘忍、狡詐、無限的偵查手段、無端的誣陷罪名纔是錦衣衛的真實表現。但事實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鮮是真，私底下的兇殘也是真。
於是，儀鸞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錦衣衛繼承下來。
洪武十五年四月，錦衣衛成立。在史書中記載，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
表面上，錦衣衛的成員多爲恩蔭寄祿，沒有固定的人數，就是給功臣子弟一個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遙 想大朝會之時，天色朦朧，霧靄氤醺中，身着飛魚服，腰配繡春刀的“大漢將軍”一千多人魚貫而出，手執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 矢……威武莊嚴，莫過於此。這些所謂的“大漢將軍”，就是錦衣衛的屬下，自然是表面風光的那一部分，在錦衣衛的設置中，有御椅、扇手、擎蓋、幡幢、斧鉞、 鸞輿、馴馬等七個部門，他們負責錦衣衛職責裏“侍衛”的那一塊內容。
而朱元璋的檢校們掌握的是“緝捕、刑獄”這兩塊。錦衣衛還設有經歷司，掌管文書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
名義上錦衣衛應該只管“本衛”的刑名，其他軍隊系統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談不上外廷的刑獄之事了。但在錦衣衛的歷史中，“本衛”兩個字從一開始就被扔在文件紙面上，朱元璋建立錦衣衛，要對付的正是外廷。
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在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不過綜合各種蛛絲馬跡來看，曾經是檢校成員的毛驤可能就是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毛驤很早就跟隨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是檢校的一員，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驤帶領錦衣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殺大臣的理由。這理由在毛驤看來，其實很好找，就兩個字——謀反。和誰謀反呢？和胡惟庸。
以錦衣衛之能，想要找出些證據來證明胡惟庸謀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雖然已經死了好幾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贓栽到死人頭上，他們更是無從辯解，正好一網打盡。
於是，經過幾年的蟄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塵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瀾，性質也從普通的“擅權枉法”變成了十惡不赦之首的“圖謀造反”。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時間，被胡惟庸案牽扯進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連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數萬人之多，朝中文臣幾 乎爲之一空。
而爲這個案子流出最後的血的，正是李善長。
從最早汪廣洋彈劾李善長開始，就一直有人在爲扳倒李善長這棵參天大樹而努力，但直到這棵大樹的所有樹杈都被砍掉的時候，大樹本身才轟然而倒——洪武二十三 年，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朱元璋以身爲“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獄。李善長的罪名在別的功臣身上早就死過無數回了， 畢竟這時的朱元璋已經殺紅了眼，只是面對李善長的時候，朱元璋腦中還有一絲清明。這些年來，馬皇后死了、徐達死了、太子朱標死了、太子的老師宋濂也死了， 和自己親近的人一個個離開了自己，現在還活着的人裏，能夠和自己一起回憶過去的就只有李善長了。李善長的身體一向不好，他爲什麼不像徐達那樣乾脆早早病死 呢？總好過現在要讓我親自來動手……
然而錦衣衛不能讓朱元璋留下李善長，這幾年明爭暗鬥，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錦衣衛也損兵折將，連一手創立詔獄的毛驤，也被朱元璋爲了平息衆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墊背。這使得錦衣衛的人知道，和功臣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長活着，他們就得死，反之亦然。
沒想到李善長都下獄了，朱元璋竟開始猶豫，這是錦衣衛所不能容忍的。
沒過多久，欽天監的一位官員向朱元璋報告說有“星變”，按照天人感應來說，當“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聽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長。
於是，首功之臣李善長就這麼丟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還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長子李祺和他的兩個孩子，因爲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二百多年後的崇禎二年(1629年)，有一個叫李世選的人手捧朱元璋御筆龍封，從安徽績溪來到北京城，向朝廷要求平反李善長一案。這個李世選，自稱是臨安公主的後人、李善長的十世孫。而他手裏的御筆龍封，據說是在李善長之案後，臨江公主向朱元璋陳訴公公家的冤屈，朱元璋爲了安慰女兒親筆所寫，許諾二百一十六 年之後爲李家平反！
據史料記載，朝廷上下對這御筆龍封經過仔細鑑定，得出了僞造的結論，將李世選關進了詔獄。直到數十年後，流亡的南明小朝廷纔在明朝抵抗勢力幾乎消耗殆盡的時候，爲李善長平反並追加封諡。
時間再過二百多年，如今的我們再來看這御筆龍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壓之下，民間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惡標準。無論朱元璋加給李善長什麼罪名，在民間的話語中，他的確應該給李善長以及無辜的人一個交代！
而在當日，殺戮並未完結，文臣的血隨着李善長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轉向了武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