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王安石。
雖然北宋在當時已經是全世界經濟、文化、科技最發達的國家——那個時候歐洲還處在愚昧、混亂、貧窮的中世紀，可是
要在全國推行技術難度極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爲時代的侷限性擺在那裏。
但是，王安石是一個能說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種狂飆的氣質，聛睨一切，傲視四方，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這種狂飆的氣質，與當時朝廷上那些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的大臣們比起來，簡直就是另一個次元的存在。也正是因爲這種立志改變現狀的魄力和不顧一切的強大氣場，讓同樣熱血沸騰的宋神宗對他相見恨晚。
但是，王安石狂飆的氣質用在改革上，就顯得不太適宜。革命需要激進，需要霹靂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漸進，需要春風化雨，步步爲營，慢慢推進。
司馬光曾對宋神宗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然而，王安石顯然是等不了慢慢推進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見影的效果。
另外，王安石將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爲考覈官員的依據，但是由於技術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據青苗錢發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賺了多少利錢之類的數字來判斷青苗法的推行效果。
他甚至向下級官員下達貸款指標，全然忘了這與他自己制定的百姓“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的原則相沖突。
在這種將青苗法列入官員考覈KPI的思想指導下，對於紙面數據漂亮的官員，王安石則認爲該官員積極推行新法，因此給予提拔和重用;對於紙面數據滲人的官員，王安石則認爲該官員消極推行新法，因此給予降級和罷黜。如此一來，地方官員們爲了保住自己的飯碗，爲了登上更高的階梯，就必然會刻意迎合王安石。
於是，形式主義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並且愈演愈烈。
很多地方官員爲了完成青苗法KPI，只能強迫農民兄弟貸款。如果農民兄弟說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貸款，那麼官員們就“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還強迫富人爲窮人做擔保。一旦窮人無力歸還貸款，那麼富人的財產就將被地方政府剝奪，這想想都可怕。
韓琦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說：“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偯，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人家還真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實話實說。
儘管王安石還規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爲了保住貸款本利的回收，讓上交給朝廷的賬面數據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貸款利率。有的地方貸款利率甚至超過了民間機構的高利貸，可謂是喪心病狂。
爲了收到足夠多的本利，地方官員對無力還貸借貸者“行刑督索”，“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 ，所作所爲跟敲寡婦門、挖絕戶墳差不多一樣缺德。
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災，“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糝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在這種情況下，流民們還要“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
全國各個地方政府齊心協力的結果，就是國庫充盈，據楊子忠先生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宋神宗熙寧六年散發的青苗錢爲一千一百零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單位是 “貫匹石兩”)，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貫匹石兩)，利息錢爲二百九十二萬(貫匹石兩)。
國家財政赤字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漂亮的賬面數據背後，卻是全國的富人們變成了窮人，窮人們變成了賣身還債的人
——估計下一步就會變成水泊梁山的人。
這種不正常的放貸收貸模式，雖然能在地方官員們形式主義的集體操作下，一時獲得國庫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這這種效果必然無法持久。
在青苗法實行了十年以後的元豐三、四兩年間，青苗貸款出現了貸多收少，或貸收都下降的情況。相比而言，
元豐四年貸款本息收入的虧損高達198.6515萬。
白紙黑字的數據表明，青苗法的實施，已經嚴重的動搖了國本。
前面提到的那個鄭俠，本是王安石的學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給民間帶來的危害後，曾給王安石提過“保留意見”，但是王安石沒有回覆他。於是，鄭俠就寫了一首諷刺詩：“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時已經聽不進他人的意見——包括宋神宗。
王安石這種性格，司馬光曾對他有過一個公允的評價，“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大哉。”
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麼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過來才垮掉。
宋神宗在沒有與王安石商量的情況下就暫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項法令，這讓王安石非常的失望。他向神宗慨嘆道：“天下事像煮湯，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潑一瓢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在有宋一代，想把水燒開，確實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過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結果一樣成爲燒不開的水。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決不了三冗的體制問題，王安石的經濟改革方案解決不了國庫的虧空問題，看來北宋朝廷雖然還有變法革新的動力，卻沒有了變法革新的彈性空間。
無論是在國防上的虛弱，還是在民生上的困頓，北宋朝廷都已經無力迴天，只能眼睜睜的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後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從熙寧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前後後也不過五六十年光景。
縱然有宋神宗這樣的明君，王安石這樣的能臣，他們也無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這一切真的是歷史的悲哀。
最後用王安石的一句詩來做結尾吧：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