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革命導師列寧稱爲“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不貪色、不愛財。要知道，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大貪官，跳不出這兩條，可是王安石一條都不粘。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最爲可貴的是，面對國家的亂局危局，王安石憂國憂民，勇於擔當，推行改革，給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壇注入一股強烈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
王安石對當時的北宋社會問題，有深刻的認識：認爲國家貧困的癥結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於生產過少。
實際上，當時的北宋政府開支確實過多(禁軍和官員)，王安石這樣講，可能是爲討好神宗吧。否則作爲一朝宰相，不可能不知道北宋的弊政。
其次，王安石還認識到農民貧困是由於官僚豪強兼併土地和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
宋神宗曾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
於是，登基後，不治宮室，不事遊幸，有恢復河朔、革除弊政之志，用王安石行新法，勵精圖治。
變法的具體內容分兩種：一是商業措施：均輸法、市易法;二是農業措施：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
不料，宋神宗死後，以曹太后和宰相司馬光爲首的反變法派上臺執政，輕而易舉地廢除了很多新法，開始貶斥、迫害變法派。
爲何王安石變法沒有成功呢?
首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推王安石和宋神宗。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注重培養一個繼續實施變法的皇帝接班人和一支實施變法的宰相執政團隊。
王安石的變法團隊裏，除其個人操守可經得起考驗外，而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都是品質有問題的。
這些人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爲重，無法與保守派相抗衡，陷於劣勢。
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
宋神宗的變法決心不強，新法實施一段時間後，卻罷免了王安石，一段時間後又啓用，使得新法的實施斷斷續續的。
其次，變法的內容與北宋社會現實不相符。
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
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變法失敗難以避免。
再次，新法名爲“理財”實爲“斂財”，失去社會底層民衆的支持。
其實，此次變法的真正目的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是對商人、地主、農民之利重新分配，不過最後還是歸國家財政。
新法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變法根本得不到社會基層的支持。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憑藉發展生產，剛好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的“加賦”。
最後，變法太激進。
改革是“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王安石可謂激進派的代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根本沒有考慮期間出現的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措施。變法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此外，變法團隊的執策能力不夠，被保守派鑽空子。
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規定爲百分之二十，官員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員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錢代替差役，官員就拼命斂錢。
其實，不管哪種措施初衷有多好，執行的地方官員都可以中飽私囊，違背變法精神。
這就給保守派找到藉口。要知道，以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與變法派本質上並不是權力的爭鬥，恰恰是政策性的爭議。說白了，保守派要你變法派告訴我們怎樣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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